第一章 跨世纪的改革开放新思路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转移，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省都面临增创新优势的历史课题。党的十五之后，广州市委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广州的改革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广州改革开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面临增创新优势的历史新课题。在国内，短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国民经济正在进入“适度增长、低度通胀”的良性循环轨道。但经济发展进入相对过剩时期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引发失业率上升、停产企业增加等矛盾和困难。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给广州既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总的来看是机遇大于机遇，但挑战也非常严峻。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经济向自由化、全球化发展，使贸易机会和国际投资活动增加，广州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进而更多地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身发展和提高素质，但同时会对广州外向型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金融与投资的风险和波动也会加大。广州的开放度和对外依存度较高，外向性和国际化特征明显，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国际市场息息相关。全球化趋势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经济发展的风险。这对于对外依存度较高，经济自由度却不大，市场机制也不成熟，经济结构水平较低的广州来说，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性、波动性自然会加大。欧盟经济的一体化和欧元启动后，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资本流动会随之变化，对我们实施“外向带动”战略造成了新的困难。中国加入WTO，国际贸易堡垒的削弱，降低了国际贸易的门坎，一方面有利于广州扩大对外贸易，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尚在成长中的现代工业受到全面打击。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势必开放信息市场，国际资本将在中国市场上谋取这一产业的超额利润。跨国公司来穗大量投资和进入产权市场，加大了广州自身产业的竞争压力，甚至可能导致自身资本控制着的生产体系，在市场准备不足之时，便有可能成为国际竞争战场的延伸。广州的工商企业本来就偏小、缺大，即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缺乏大型企业集团，因而在国际高超的竞争力比较弱小，甚至在与对方合作方面往往因此而受制于人，这严重影响了广州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甚至危及自身的生存。

同时，世界经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迅猛发展，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便得广州可以承接国际科学技术转移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缩短工业化进程。但由于我们自身准备不充分和基础条件欠缺，使得“迎头赶上”的难度较大。稍有放松，就会再次拉大与发达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新一轮发展的落伍者。新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和向成熟化、产业化发展，使经济发展已经走完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广州，可以不必亦步亦趋地完全按照老工业化国的旧路循序渐进，从而缩短工业化时间表，进入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的发展新阶段。但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准备并不充分，要缩短与发达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实属不易。我们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投入始终不足，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尽合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分工与合作亟待加强。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不予以切实解决，就会解决越来越落后于形势，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落伍者。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

20世纪90年代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客观上强化了穗、港、澳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使广州能更好地利用港澳国际市场上的资源，取得经济区域化、集团化所带来的利益。但另一方面，香港、澳门回归后将加剧与广州的区域性市场竞争，对广州在华南地区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一定制约。在我国南方，由历史形成的，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和香港、澳门之间深入进行的产业分工为基础，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强辐射点，以香港——广州为两极构成中心体系的经济圈正日益壮大。广州毗邻港澳、东南亚，位于东太平洋经济带的中部，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在参与大珠江三角洲区域性经济合作中大有可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客观上强化了穗、港、澳三地的全面合作，使广州能更好地利用港澳国际市场上的资源，得到地区化、集团化所带来的利益。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香港、澳门都在调整乃至重组经济结构，将重新“洗牌”和“发牌”。相对来说，广州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太大冲击，如何在新一轮穗港澳经济合作中寻找新的地位、确立新的角色，是我们面临的一次机遇。另外，国际资本在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撤离，并有意扩大对中国的投资，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也放松了外资进行某些行业的限制，为广州利用外资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购买力相对减弱，对广州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人民币相对升值和广州出口商品的相对提高，也削弱了广州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而这些国家购买力相对减弱，减少从中国进口的传统产品的数量。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受到重创，对外投资能力削弱，对广州引进外资产生很大影响。

(三)改革开放新格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以结构升级为主题的发展新阶段，广州可以利用国内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浪潮兴起的有利时机，通过产业辐射和技术、资本扩张，在更大的范围和空间优化产业结构。就有利的方面而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人民币币值稳定，对外偿还债务能力不断增强，为广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可靠保证。其次，中央通过宏观调控和改革，已经基本搭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框架，并将继续沿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目标前进。广州实行改革开放较早，人们的市场经济观念比较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较为完善。其三，广州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之国内其他城市相对发达，已占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

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给广州更多地提出了挑战。由于各地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加工能力迅猛扩张，加上国内消费需要市场容量增长滞后，使相当一部分产品出现过剩，并导致了一国轻型加工工业能力的过剩。广州工业一直是以生产传统的“广货”（消费品）为主，属于典型的轻型加工工业，相对生产过剩也就在所难免，从而迫使企业在对市场需求做出适应性的结构调整。在这一轮结构调整中，是否拥有优势品牌、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将是能否在“买方市场”中占据主动的关键因素。进入90年代，国家出于总体战略的考虑，将发展的战略重点广东向上海浦东和中西部地区逐渐转移，地区倾斜政策被产业政策取代。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新优势，如何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创造出产业优势，保持广州在全国的重要经济地位，是广州的又一大挑战。广州自身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的思想观念和部门利益肿胀，严重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资源供求不平衡，则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广州作为具有66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一个能源消费量大而自给率低的城市。

在此背景下，广州经济在进入“九五”时期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3.4%，虽高于全省10.6%的速度，但比珠江三角洲地区平均增长水平慢1.9%。一些衡量城市实力的重要指标不断下降，如预算内财政收入在省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3下降为不足1/5，工业总产值由40%下降为20%左右。广州虽为全省制造业基地，但工业总技术水平较低，优势产业不突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升级换代缓慢不仅直接导致了经济实力及经济效益的下降，而周边地区减少了对广州的依赖，广州经济中心的带动力、辐射力也相对减弱。

广州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内在制约因素也越来越突出。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制约因素。广州的改革开放初期“先走一步”，确实走得快一些，人们的思想比较解放。但在以往取得的成绩面前，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的思想。缺乏忧患意识，拼搏进取的劲头减弱，也不太虚心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广州当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许多矛盾和困难，固然有其历史与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也与当前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有关。思想的观念的转变滞后于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已经成为广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不容忽视的思想障碍。其次是人才素质的制约因素。广州作为全国性的特大城市，其建设和管理亟需大批具有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目前在全市各级领导班子中，人才结构还不尽合理。经济发展已上新水平，而经济管理、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水平却没有跟上。此外，要改变广州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文化素质氏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据1996年统计，每10万人在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北京13352人，上海9045人，深圳7046人，广州6373人，天津6278人。深圳市在校大学者不多，但由于重视招揽人才，以及各地在深圳办企业的高素质人才较多等原因，使人口的文化、技术素质较高。在高素质人才的支撑下，深圳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取得较好的业绩。

影响更深远的是体制转轨的制约因素。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但作为老城市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加上处于省会城市的地位，来自各方面的牵扯多，在改革和社会转型期，对旧体制的每一项突破都要付出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努力。体制上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广东省、广州市部门之间利益、权责关系没有理清，在同一个城市出现多中心运作。1984年以后广州实行计划单列，广州一度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积极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强化了中心城市地位。自从取消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后，相关政策没有得到配套落实和继续完善。中央、省、市行政分级管理出现的矛盾始终未能妥善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讲，广州的行政管理权实际上已降同地级的规格，与京、津、沪、渝不可比，与深圳不可比，甚至有些方面连地级市也比不上（如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第二，广州与所管四个县级市的关系没有理顺，“大市管小市”的体制存在诸多矛盾。例如港口，黄埔是内河港，番禺南沙港口深水岸线比其优越得多，广州如不及时将门户港口迁至南沙，将势必重蹈历史上泉州港口覆辙。又如正在兴建的新白云机场，有一半落在花都市地界，由于现行行政区划的制约，无论是兴建还是投入使用，都容易产生难以解决事权方面的种种牛皮现象。同时，广州老城区面积狭小，严重影响了工业布局调整的进程和土地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再如，经批准可享受市一级经济审批权的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番禺市，而番禺市却为县级市编制，使得南沙开发区许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始终无法享受市级经济审批权限。从广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必须摆脱现行行政区划制约。[1]

二、“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思路

(一)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

1996年12月19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高祀仁同志作了《以新的姿态、新的业绩，跨入新世纪》的报告，总结了五年来的主要经验，并提出了“九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大会还听取了曾庆申代表市纪委向大会作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促进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的报告。经过讨论和审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六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市纪委报告的决议；经过充分酝酿，会议采用先预选、后正式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由47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七届市委。在广州市委七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高祀仁当选市委书记，副书记林树森、石安海(任至2001年9月)、李善培(任至2001年9月)、朱小丹。

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认为，今后五年是广州力争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今后五年广州市的工作重点是：

1.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握下列几个重点：第一、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打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的改革，既是广州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注意做好“三个结合”：与培育大型企业集团结合起来、与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结合起来、与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解决三个难点问题：努力减轻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紧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第二、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加快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在完善消费品市场、创新流通方式的基础上，重点加快培育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突出抓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建设，配套发展各类市场，到21世纪初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化的市场网络、形成主体多元化、管理规范化、监督法规化，与国际市场运行接轨的现代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的功能作用。第三、加强宏观管理，实现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计划、财政、金融等经济管理部门的关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信息预测和反馈系统，加强对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监控，推进再就业工程和控制失业。逐步完善以“战略决策、市场调节、规划引导、总量控制、政策协调、综合平衡”为基本内容的调控模式，推动广州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第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体制改革，形成全面的新经济关系。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度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现代化，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继续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将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出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这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强化企业的科学管理，增强市场竞争力，这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

3.坚持“两手抓”，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自觉坚持“两手抓”。要着重抓好以下四点：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既要抓好经济建设，又要加强法制建设；既要抓好改革开放，又要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既要抓好城市建设，又要加强城市管理。

4.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着力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同时，要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二)发展新思路的酝酿

1997年10月16日至18日，广州市委召开七届三次全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和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总结广州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开创广州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书记高祀仁代表市委常委作题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开创广州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树森作总结讲话。会议认为必须在10个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1.在工作成绩的估计上，破除自满自足思想，增强忧患意识；2.在改革的态度上，破除犹豫、观望等畏难思想，增强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胆识；3.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破除厚此薄彼，亲疏有别的心态，增强“共同发展”观念；4.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改革上，破除平均主义思想，增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相结合的观念。5.在对待国有资产问题上，破除“流动”即“流失”、“改组”即“变质”的疑虑；6.在对待利润调整问题上，破除部门或小团体利益观念，增强全局观念；7.在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问题上，破除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弊端，增强分级管理、发挥多个积极性的观念；8.在管理的现代化问题上，破除小生产者意识，增强现代化管理观念；9.在用人问题上，破除陈旧、片面的用人观念，增强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和引入竞争机制选拔人才的观念；10.在发展观念上，破除片面追求物质增长的思维定势，增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

会议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要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各项配套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5个方面实现新突破。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优化投资结构，增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坚持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搞好环境保护。报告还对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安排，即：以人为本，着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1998年3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时，要求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4月17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广州市委主要领导职务变动的通知，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高祀仁任省委副书记，不再担任广州市委书记。

市委、市政府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有关的指示，自4月底开始，由市委政策研究室牵头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大型调研活动。内容涵盖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各个主要领域，涉及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重大问题，既有对广州改革开放20年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的全面调查，又有对广州未来发展和走向新世纪的战略研究，还有对当前工作实施方案的具体设计，是一次全方位、多层面、宽领域、大跨度的综合性大型调查研究。调研活动按照十大专题展开，每专题都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直接负责，市60多个部门和单位200多名处以上领导干部参与了调研活动，参加各课题组的调研人员400余人。市人大、市政协和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以及民间调查咨询机构积极参与调研，最后形成了10个专题报告、67个分课题报告，明确了广州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为决策提供了依据。

1998年5月，广东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把广州、深圳建成有较强辐射力、吸引力的经济中心城市。7月31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广州市城市建设现场办公会议。会议由省长卢瑞华主持，省委书记李长春发表重要讲话。与会同志实地考察了珠江新城、华南干线、广州地铁等市政建设重点项目，听取了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和林树森市长关于广州城市建设规划和建设管理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认为广州存在城市布局分散、基础设施欠帐大、交通阻塞、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以及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等问题。必须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学习借鉴上海等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实际加以解决。会议认为，搞好广州城市建设刻不容缓，这应该是今后广州市特别应当加强的一项重要而基本的工作。

广州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在全国具有较强活力的特大城市之一。会议指出，广州作为中心城市在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广州城市建设，完善其城市功能，发挥其在全省乃至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对于推动区域两个文明建设，对全省在下世纪初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今后一个时期广州城市建设总的目标要求是，把广州逐步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文明富庶、经济繁荣，具有较强辐射力、吸引力的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会议强调，必须以规划为龙头，以解决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为突破口，加大城市建设管理力度；要建立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有形土地批租市场，使城市建设逐步走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广州要增强省会意识、服务意识、“窗口”意识，各个方面都要高标准、严要求，在全省起“龙头”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取得新成绩，创造新经验。会议特别指出，在广州管辖的行政区范围内，市政府是唯一行政执法主体，在穗的中央和省属单位都要带头支持市政府履行职责，依法行使管理城市的权力。

(三)新发展思路的确立

1998年10月29-30日，市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思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黄华华作了《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报告，林树森对全市“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的调研活动进行了总结。会议认为，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总体思路。这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根据省委的部署，以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为目标，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立足于“一个基地”（工业基地）、“八个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旅游中心）的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全面实施“外向带动”、“科教兴市”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着力增创中心城市、体制、开放、科技、文明城市五大新优势，进一步发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带动、示范带头、综合服务、吸纳创新四大作用，21世纪初基本实现现代化。市委认为，要把全市各级领导的思想统一到这一总体思路上来，必须坚持三个“确立”。

1.确立以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的核心是增创中心城市新优势。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但其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广州的改革与发展既面临极好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此，市委将广州现象的发展目标确定为：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为动力，把广州市逐步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文明富庶、经济繁荣，有较强辐射力、吸收力和带动力的现代化中心城市。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在21世纪初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现经济运行活力的明显增强；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明显提高；形成多方位、多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实现经济国际化程度明显加强，推进城市建设现代化和第三产业高度化，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和服务功能明显优化；稳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市的明显进步；坚持“科教兴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明显进步。

2.确立以“一个基地”、“八个中心”为主的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确立一个基地、八个中心为主的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符合广州发展现状和今后发展方向的。加强工业基地建设，是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基础。广州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扶持壮大具有优势的制造行业，着力培育新兴工业，适度发展重化工业，改造提高传统工业，形成一批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一批名牌产品，促使制造业向高档次、高质量、高效益方向发展，提高广州工业控制和辐射能力，增强带动作用和服务作用，使广州真正成为全省的工业基础。加强交通中心和信息中心建设，是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的先导。必须按照现代化、系统化、网络化原则，建设起大容量、高效能、现代化的城市交通系统和信息网络，发挥好省内外的辐射功能，同时，为强化其他“中心”的功能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加强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建设，是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依托。必须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扩大市场覆盖，推行现代经营，优化服务质量，进一步增强这些“中心”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提供城市综合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使之成为具有显著城市经济特征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加强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建设，是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关键，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科教兴市战略，大力促进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实现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3.确立增强“四个力”、发挥“四个作用”为建设中心城市的着力点。一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支柱产业，进一步增强技术扩张和产业辐射力，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二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步伐，进一步增强影响力。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示范带头作用；三是加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创建文明建设城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增强吸收力，更好地发挥中心的综合服务作用；四是坚持实施“外向带动”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更好发挥中心城市的吸纳创新作用。

第二章 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

一、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一)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增创对外开放新优势

1997年10月召开的市委七届三次全会认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完善、扩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对于促进广州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要下大力气优化投资环境。重点是改善软环境，树立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增强广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要拓展新思想，采取新举措，使发展外向型经济迈上新台阶。一是调整吸引外资的策略。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按照广州的产业政策，凡有利于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项目与资本，都应积极引进。有步骤地提高服务业、商业等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度。加强穗港澳台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和优势互补，促进穗港澳台和整个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有新的突破性进展。二是对外贸易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发展策略。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巩固、发展港澳市场，大力拓展欧洲、南美等海外市场，提高外贸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大力改善服务功能设施，努力实现对外贸易的增速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发展商品贸易的同时，努力拓展技术、服务贸易，争取到本世纪末技术、服务出口增长高于商品的出口增长速度。1998年10月，市委工作会议明确将“外向带动”当作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增创广州对外开放新优势。

1998年12月，广州市召开扩大对外开放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1999年2月6日，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意见》旨在改善投资环境，共21条具体措施。分为五个部分：（一）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增创开放新优势：充分发挥“外向带动”战略的作用，切实解决对外开放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拓展利用外资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推进高新技术领域的利用外资，全面引导外商投资向支柱产业方向发展；实施层次不同、大小项目并举的引资政策，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领域。推进全方位经贸合作，加强穗港澳地区的服务功能互补与合作，加大对台商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进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促进广州产业结构升级。（三）更新利用外资工作方式，提高利用外资工作水平：实现招商引资工作的“基地化、专业化、社会化”，充分利用各种招商渠道、外交渠道，促使招商工作上新水平；优化外商投资的区域布局，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外资；改变劳务输出结构，提高技术、管理、经营型劳务输出的比重，拓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鼓励广州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或直接到海外投资。（四）调整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外贸对广州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力扶持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拓展服务贸易，在发展商品贸易的基础上，拓展仓储运输、旅游、金融、信息、广告展览、人才劳务等出口服务新业务；推进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五）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外开放的吸引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现代资讯系统；着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改善和加强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宏观管理，建立外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重大项目领导办公和联系制度、外经贸政策法规说明制度等3项制度。年内，市政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广州“外经贸一条街”的服务功能。

2000年，广州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落实国家有关出口退税、贴息政策以及广州相应的扶持外贸出口措施，外贸出口增长创历史最高水平，外贸出口连续12个月两位数增长，并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另一方面，加大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力度，申请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举办广州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展示会，开通广州国际商贸网。促进了全市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优化调整，突出表现为“三同时”：即大类传统商品出口稳定增长、科技含量提高的同时，机电产品出口超常增长，成为带动出口的主要产品；对传统市场出口保持强势的同时，对新兴市场特别是远洋市场出口潜力日益显现；国有外贸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私营企业出口增长显著。境外投资也由以贸易性公司为主的海外设点向积极推进生产和科研类企业的海外投资设厂转变，境外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2000年，广州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突破性的发展。全年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新签合同额10588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17倍；营业额为7288万美元，增长1.01倍。2000年，广州市吸引利用外资形势非常严峻，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处于连续下降局面，为扭转局面，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落实利用外资工作制，把有关指标分解下达到各区、县级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招商引资，改进招商引资的方式；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外资进入。当年8月2日～17日，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亲自率领广州经贸代表团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展开了招商引资活动，宣传广州发展高科技的政策。此行共签署26个合同、协议和意向，意向引进外资总额2.66亿美元。

2001年，广州外贸出口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启动出口激励政策，营造良好的贸易发展环境。为了促进外贸出口，市政府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鼓励和扶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出口退税封闭贷款方法解决企业资金的困难，并从广州技术产品出口发展专项资金中拨出2000万元，用于奖励当年出口增长9%以上的企业。初步形成了市、区(县级市)不同层次的协调制度和联络协调机制，为涉外企业出口创造良好的贸易发展环境。2.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在当地设立商品展示中心，提高广州市商品在当地市场的知名度。是年，广州在澳大利亚悉尼市设立“广州企业产品汇展中心”，成为在澳大利亚集中展示和推介广州企业产品、对外招商项目和投资环境的经贸平台。3.根据不同市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组织企业出国展销。2001年，在传统商品、加工贸易和对传统市场出口下降的情况下，一般贸易和对新兴市场出口仍保持增长，机电产品、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增长，其中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较大。一般贸易出口增长6.93%；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如俄罗斯增长45.41%，非洲增长22.41%，韩国增长17.16%，东盟增长12.90%，大洋洲增长11.33%；机电产品出口增长7.6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3.45%。外经贸经营主体向多元化发展，私营外贸企业发展迅猛。全年全市经核准的流通性外贸公司有81户，登记生产企业有62户，均被赋予进出口经营权。其中民营企业109户，占76%。民营外贸企业崛起，逐步改善了外贸经营的主体结构，成为未来的出口生力军。贸易拓展方式进一步创新。广州批准签订利用外资合同1087项，比上年下降了24.8%；但合同外资金额20.06亿美元，增长22.7%。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两个适宜”城市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营造高效、舒适的城市环境”是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目标。1992年颁布的“十年”规划及“八五”计划纲要，就对人口、环境等提出了具体指标。1997年市委七届三次会议决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搞好环境保护。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条块结合，集中投入的原则，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市已确定“九五”期间实施的15项重点工程，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打好物质基础。把搞好环境保护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来抓，全面实施“青山、碧水、蓝天计划”，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抓紧建设环城绿色屏障，加强城区绿化工作，提高城市净化、绿化、美化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重点保护水资源、森林资源和大气环境，整治噪音、固体废弃物和工业污染。各行各业必须坚持开发和节约并重的原则，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加强环保知识和环保法规的教育，强化全民环保意识。确保广州城市生活有较大改善，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1998年5月8日，市政府发出《关于实施广州21世纪议程的通知》。《通知》认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大事来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广州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各级政府、各部门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实施《广州21世纪议程》，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通知》强调，要将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实施：制定行动计划，加强组织协调，制定广州可持续发展优先项目计划，按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指导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指导科技规划与社会综合试验区建设；大力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加强可持续发展教育，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宣传和科技普及活动，加强对各级决策管理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培训，研究、制定和修订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法规和管理政策；加强国际合作。该《议程》自1996年上半年开始，由市政府组织专家学者与有关部门编制，于1997年下半年完成。全文18章，即：序言、广州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广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卫生与健康、工业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住区可持续发展、土地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矿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空气质量改善、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与管理、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精神文明建设。

在2000年市委工作会议上，广州明确提出建设“山水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模式，对把广州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设“山水城市”的理论，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现代发展，包括了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现代科学技术，融合了西方“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和中国“园林城市”的理念，符合世界公认的“生态城市”理论。建设“山水城市”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城市发展观的飞跃，是广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可否认，广州经济发展仍然是以粗放型为主，整体协调发展的意识还不够强，城市规则、城市建设与管理存在问题也较多。为此，前几年，广州就制订和实施了“青山碧水蓝天计划”，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相统一，努力营造高效、舒适的城市环境。广州建设“山水城市”具有许多资源优势和较好的历史文化条件。一是自然山水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有“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之誉。市区北部峰峦叠翠，南部直达伶仃洋畔。二是人文环境较好，独具特色的岭南园林、岭南建筑与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素有“花城”之称。建设“山水城市”，将使广州的城市发展更具个性特色，进一步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广州在制定“十五”计划时，充分融入“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明确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山水生态城市，从大区域出发营造“山、城、田、海”生态格局。[2]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广州力求三个“同时起步”，即做到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将环境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实施：制定行动计划，按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指导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指导科技规划与社会综合试验区建设；大力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加强可持续发展教育，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宣传和科技普及活动，加强对各级决策管理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培训；研究、制定和修订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三)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在于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优先抓好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事业，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5年，广州实施“科教兴市”战略。1995年、1997年广州连续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市委七届三次全会强调要“推动科技进步”，一是要把广州雄厚的科技资源优势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优势。广州是广东省的科教文化中心，科技、人才资源十分丰富，这是广州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独有的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必须采用市场机制，如通过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打破条块分割、行政隶属关系等约束，促进广州地区科技力量联合，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三是要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推进产、学、研工程，进一步培育技术市场，做好适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工作，大力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努力实现到20世纪末科技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四是要完善激励机制。五是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采取政府出一点、企业投资一点、社会筹集一点等办法，以股份制形式充实市“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基金”、“高新技术风险基金”等各项科技基金，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贷款为支撑、其他投入为补充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为科技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持。

1998年10月市委工作会议按照省委工作会议的部署，在前段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贯彻〈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建设的强大推动作用，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提高广州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强化广州的中心城市功能，努力使广州成为全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示范市。《实施意见》贯彻中央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的转化。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科研机构游离于产业之外的问题。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大力技术下，建立走以大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依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新体系及运行机制，走出一条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路子。《实施意见》包括了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多项新措施：一是在企业人作为科技进步的主体，提出了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功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二是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龙头，以电子信息业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突破口，把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环保节能、新材料和光电一体化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三是以培育和发展支柱产业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把电子信息业、交通运输及其设备制造业、建筑与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商贸旅游业和石油化工业作为广州加快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四是运用高新技术重点改造、提高纺织服装工业、食品饮料工业、电气器材工业、机械制造业、建材工作等传统产业，继续扶持医药、钢铁、造纸等有潜力的产业；五是以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为依托，提高第三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六是大力发展“三高”农业，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同时，《意见》还就科技机构改革、科技投入、人才机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

为了吸引海内外高科技成果和人才，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市政府于1998年12月主办了首届中国（广州）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1999年升格为国家级交流会议，改由国家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人事部与广州市政府联合主办，每年在广州举办一次，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被称为“留交会”或“智力广交会”。

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广州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广州围绕做好两个根本性转变这篇大文章，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广州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资金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够高，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不多，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小、同、散”现象严重，经济效益不理想，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能力仍然较弱，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仍很明显。

（一）优化产业结构

1997年召开的市委七届三次全会提出：以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调整发展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依靠科技进步，走出一条既有较高效益又有较快速度的发展新路子。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施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发展规划为依据，以强化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以至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功能为出发点，充分依托现有的产业和经济基础，依靠科技进步，积极实施“三个一批”战略，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支柱产业，推动经济结构朝着产业现代化、组织规模化、分工国际化、布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为：(一)以现代化为目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按照“着力加强第一产业、优化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针，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现代化。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切实加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加快发展“三高”农业，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之真正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第二、三产业的调整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一是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推进经济规模化。实施扶优扶强政策，结合组建企业集团工作，通过增资、兼并、控股等多种形式，走低成本扩张的道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实现“强强”联合，重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发展集约经济。二是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以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为重点，运用高新技术武装、改造和提高传统工业，着力培育新兴工业，加快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促使其向高档次、高质量、高效益的方向发展。要围绕构造大流通、大市场、大服务的格局，高起点、高标准地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内部结构，提高现代化服务水平。三是面向国际市场，推进经营国际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参股、收购，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二)以实施名牌战略为突破口调整、优化产品结构。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实施激励政策，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创新机制，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把创立名牌纳入企业法人的一项重要目标责任，定期进行考核。各级政府和企业要建立起“创名牌、扶名牌、奖名牌、保名牌”的机制，创出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扩大市场覆盖面和占有率。(三)以产业政策为依据调整、优化投资结构。要将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结合起来，运用产业政策调控投资总量与结构，实现从分散投资向集约投资转变，提高投资效益。一是尽快完善广州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体系，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薄弱环节，适度发展重、化工业，扶持轻工、汽车、摩托车、钢铁、机械、造船、电子、石化、医药、粮食及食品加工等制造业的重点行业和有利于增强中心城市功能的金融保险、内外贸易、旅游服务、电子信息、交通运输、房地产建筑等第三产业行业。二是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做好项目评估论证，严格投资管理。三是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多渠道增加技改资金投入，“九五”期末争取技改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30%。对列入市重点技术改造计划的项目，实施“适当倾斜、突出重点”的政策。

在市委前述政策导向作用下，广州产业结构在调整和发展中得到优化。到2000年，广州三次产业比例为3.97∶43.44∶52.59。200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进一步调整为3.62∶41.89∶54.49。农业结构不断改善。农业生产逐步由传统农业向优质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转变，由传统城郊型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转变（详下文）。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支柱产业培育取得积极进展。汽车、电子通信、石油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发展迅猛。由于本田轿车、乙烯等一批新项目的拉动，重工业总产值达1337.8亿元，比上年增长27.1％；轻工业总产值1762.2亿元，增长8.1％；重工业增速比轻工业增速快19个百分点。轻、重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56.8％和43.2％。市属工业系统经济效益显著改善。市属757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8.5亿元，比上年增长2倍。市属工业系统26个集团利润比上年净增19.8亿元。在26个集团中，16个盈利，6个减亏，其中汽车、医药、珠啤、无线电、电梯、钢琴、广纸等集团创利均超亿元。全市工业企业创利超1000万元的有137户，比上年增加8户。其中创利超亿元的有19户，增加7户。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1998年，省委、省政府决定，要充分发挥广州市的中心城市作用。市委明确“增创广州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发展思路，立足于一个基地（工业基地）、八个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旅游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广州第三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首先是确立了“加强第一产业，优化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方针。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推进，广州市在优化资本结构，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再次，乡镇企业的第三产业，成为广州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初步扭转了广州市第三产业局限于市区的局面。第一，市区产业结构逐渐趋于优化，而乡镇企业在经过了八五时期的飞速发展之后，进入到结构调整和综合创新的阶段。第二，近郊农村，受广州中心城区产业辐射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第三，旅游、观光业方兴未艾。如从化市温泉度村、花都市芙蓉嶂度假村等一批早期旅游项目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新兴旅游项目，如全国唯一一家由私营企业投资管理的大型国家级野生动物园——番禺市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做大做强。

同时，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坚持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益的标准，构造大流通、大市场、大服务的格局。即按照大流通、大市场、大服务的格局，加快发展基础设施，推进金融中心、商贸中心、信息中心、旅游中心的建设，增强中心城市功能。大力发展具有优势，又能够增强中心城市功能的内外贸易、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交通通信和中介服务业，适度超前发展旅游业。第一，围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个目标，加快发展金融业，突出抓培育、发展金融市场，加快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等市场的建设，不断扩大广州金融市场融通和扩散资金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辐射能力，使金融业成为广州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二，按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规划广州商业布局，营造广州商业中心的基本框架；加快大型商业市场网点和屠宰场的建设步伐，建成一批购物中心、批发市场和室内肉菜市场。结合地铁沿线开发和老城区改造，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发新的繁华商业区。第三，按照《广州旅游发展战略纲要》精神，统筹规划，突出广州特色，抓好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景点建设，办好旅游节庆活动。例如，林树森市长2000年亲自策划“广州一日游”，并已成为广州旅游特色品牌。

“九五”期间，广州第三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对全市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拉动作用。1998年，第三产业比重历史性地突破50%；2000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5.91∶46.67∶47.42变化为3.97∶43.44∶52.59，广州经济增长格局从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推动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同时，以商贸、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邮电通信、信息咨询、教育文化、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得到提升。

进入新世纪，第三产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首先，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次，乡镇企业的第三产业，成为广州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近郊农村，受中心城区产业辐射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远郊的旅游、观光业方兴未艾。再次，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围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个目标，加快发展金融业，不断扩大广州金融市场融通和扩散资金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辐射能力，使金融业成为广州经济新的增长点；按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规划广州商业布局，完善市场体系；统筹规划，突出广州特色，抓好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景点建设，办好旅游节庆活动。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商品流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稳步发展，邮电通信、信息咨询、教育文化、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得到提升。2001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9%，比上年的51.8%提高4.1个百分点。在老城区，实施“迁二进三”战略，搬迁工业企业，腾出工业用地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树立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的新观念，促进广州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1998年明确了“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发展思路，广州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1998年，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出台了20项具体措施。年内，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一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标志性工程“广州科学城”被列入广州市1998年预备重点建设项目，并于年底奠基，有6个大型项目落户广州科学城。二是制定了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市政府把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GIBI）作为广州科学城首期开发的重点工程项目加快建设。三是拟定了广州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组建方案，市政府第一批安排的1亿元资金已到位。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分别是330亿元和180.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6.9%和5.9%,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3.1%。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8家，全市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为265家，其中收入超亿元的35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为92亿元，工业总产值4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4%和21%。

1999年与2000年，市政府又出台了《广州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法》、《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广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穗工作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为进一步促进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经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市批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1998年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管理机构、两块牌子的新管理体制，两区的政策互通、资源共享。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主要有三大项，一是广州科学城；二是广州软件园，该园由广州天河软件园、广东软件科学园和南沙资讯科技园共同组成；三是广州国际生物岛，计划利用海珠区官洲岛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将全岛建成集研发、中试、生产、交流与观光于一体的高标准生物技术基地。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网络，制定了《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并筹划建设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二是高技术研发中心，相继与中山大学共建了软件研发中心、生物医药信息中心；三是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重点建设了广州软件工程项目招标中心和软件展示交易中心。2000年，广州高新技术产品产值487.32亿元，比上年增长43.3％，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5.8％，提高3.8个百分点。

广州市“十五”计划，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确定加快对重点技术领域及其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产业化，促进自主开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培育一批高新技术核心产品、骨干企业和主导产业。重点支持发展软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光通讯等现代信息技术；基因芯片、基因工程药物、基因工程疫苗和诊断试剂、海洋药物及海洋生物制品、医药生物材料等生物技术；纳米材料、电子信息材料、新型高分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新型建筑材料、先进金属材料、环保节能材料等新材料技术；中成药生产和中成药提取分离纯化新技术、中成药生物技术、中药新型剂等中药现代化技术。以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中药现代化产业为重点的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群，必将成为未来几年里广州经济的新增长点。

世纪之交，广州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发展软件产业。1999年8月31日，林树森市长在广州软件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快发展广州软件产业战略。他指出，加快软件产业是广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加快发展软件产业，首先必须解决好定位和发展战略问题：总体规划应以应用领域为主，逐步进入基础研究；总体规划以渗透拉动战略、群众战略、出口加工战略为主。由此，他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快发展广州软件产业：（1）坚持走创新之路：加强应用领域软件的研究与开发；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坚持自主开发与国际国内开发相结合，重视加强规划化管理和国际标准的质量认证，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是要切实抓好已经出台的政策的贯彻落实，并陆续制定有关配套措施；二是要广泛聚集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广州的资源优势；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管理和服务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重点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建设好软件产业园区，发挥示范和辐射效应。（3）要重视和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逐渐把投资的方向向人才资源开发倾斜；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引进人才机制。

1999年12月，市政府印发了《广州市加快软件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在分析广州发展软件产业面临的形势、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广州市发展软件产业的战略定位、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战略定位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与广州中心城市功能地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相适应的，辐射全省、面向全国，逐步走向世界的软件产业，使广州逐步成为我国主要的软件研制开发中心和软件产业基地；近期目标是建成3个软件科学园：以软件研究开发为主要目标的广东软件科学园，以软件人才培训、出口加工、对外交流为首要功能的南沙资迅科技园，以软件商品化、产业化为主要目标的天河软件园。广州加快发展软件产业的基本思路是：充分发挥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综合优势，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在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扶持下，完善政策环境，建立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体系，逐步实现经营企业化、应用社会化、开发工程化和产品国际化。意见还提出了加快广州软件产业发展八方面的主要任务和措施。2000年，广州市制定《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提出了24条具体政策措施。

在强有力政策导向之下，广州市软件产业发展迅速。1998年广州市软件产业产值达26.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占全省的30%。特别是广州市天河软件园，软件企业技工贸总收入28亿元，其中软件销售收入11.2亿元，约占全国的10%，仅次于北京软件基地，居全国第二位。2000年7月，由天河软件园及广东省、广州市共建的广东软件科学园、穗港合作的南沙资讯科技园共同组成的“广州软件园”，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2001年，科技园、软件园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21.75亿元，比上年增长21%，形成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和比较优势。全市软件产业技工贸总收入达85亿元，软件销售收入约4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和50%。天河软件园已通过ISO认证，运营水平和规模居全国前列。全市1 100多家软件企业中，有6家被认定为国家级骨干软件企业，30家被列入广东省重点软件企业（全省共53家）。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

1996年8月，市政府颁布《广州市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1996-2005）》。市委、市政府认为：广州市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广州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力争在2005年实现农业初步现代化，2010年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基本任务是实现“五高”（农业产值高、劳动生产率高、土地产出率高、农产品商品率高、农民收入高）和“八化”（农田标准化、操作机械化、经营规模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生态良性化、技术现代化、农民知识化）。《规划》还将广州农村分为发达、次发达、欠发达三类地区，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不同要求和对策措施。

199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市委七届五次会议就农业和农村问题作出四点部署：1.充分认识广州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2.稳定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3.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基本实现努农业现代化步伐；4.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黄华华在报告中指出，推动广州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要在办好农业龙头企业、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坚持“科教兴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办好现代化农业示范区、调整优化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等7项工作上下功夫。会后，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批转〈加快广州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步伐的意见〉的通知》。该《意见》认为，广州农业发展已开始进入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途径、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新阶段；提出了广州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以及推动农业科技革命、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巩固和创新农村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外向型农业等项措施。会议还决定，先行扶持广州市花卉博览园、广州市畜牧水产总公司、花都市南方蔬菜公司、江村家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增城泰稷发展有限公司、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司等14家龙头企业。

三、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目标以来，广州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取得较大进展，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到1997年，广州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7年10月，市委七届三次全会确定，今后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继续实行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改革策略，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突破难点和薄弱环节，逐步形成微观经济充满活力、宏观经济管理高效、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市场运作规范化，运行机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一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有新突破。要从增强控制力和竞争力着眼，对公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使公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提高素质并发展壮大。在总结现有股份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股份制的改革，并实现规范化和尽可能完善。积极引导和加快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从思想上重视，政策上扶持，法制上保障，使之成为支撑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通过股份制、与外资或其他非公有经济的合资、合作方式，推动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融合、改组和改造，提高公有经济对社会资本的支配能力。同时，完善和改革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采取资本、技术、科技成果入股等形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二是国有企业转机建制有新突破。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以及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着眼，主要加快实现国有企业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制过渡。

三是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要有新突破。要发挥广州市场体系的培育已有较好基础、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等有利条件，以发展商品市场为基础，以建立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加快各类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的批发商业体系，拓展连锁制、总经销、总代理等现代流通营销的组织形式，使商品市场逐步向高级形式过渡。争取到20世纪末，建立起各类配套齐全、规模大、功能全、开放型、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

四是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各项配套改革要有新突破。要按与企业转制同步的要求，在现有基础上，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合理而又规范的社会保险制度，并切实做好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工作。同时，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通过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结合，多渠道安置失业、待业职工，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最低限度。

五是政府职能转变要有新突破。要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高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水平。一是构建精简、高效的政府管理架构，强化宏观管理职能；二是坚持“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实行管理重心下移，进一步简政放权；三是逐步形成以指导和服务为特征的政府运作机制，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提高办事效率；四是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平，使管理法制化。五是为改革和发展营造法制健全、社会稳定、高效宽松的环境。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加快国企改革、改组和改造步伐。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善非公有制经济投资环境，放宽投资领域，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初步构筑起类型相对齐全、辐射面较广、开放程度较高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明显增强。

（一）转变政府职能

由直接参与企业微观管理，转向主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具有切入点和突破口意义。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公共服务，以公开招标为主要的方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信誉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从市场上购买所需商品和劳务的一种活动。1998年12月15日，广州第一宗政府采购的“丰田海狮RZH1051型”公务车13台，以4442204元的价格开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制度，凡市直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外资金）购买公务用品统一由市政府采购中心负责集中采购。未经批准擅自购车的单位，按违反财经纪律处理，追究单位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首批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的项目有：汽车，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及相关的外部设备、系统软件、工具软件、数据库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空调设备，复印机，单项及同类批量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项目，汽车定点维修等6大类。2000年，政府采购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关制度趋于完善。市政府制发《关于我市公务车实行定期招标采购的通知》、《关于政府采购复印机实行定点供货的通知》、《关于政府采购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实行定点供货的通知》、《关于我市公务用车实行定点维修的通知》，全面加强对空调设备、复印机、计算机定点采购供应。据统计，该中心2000为各单位采购商品3.4亿元，比市场价格节约10.84％。

1999年，广州成立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年内已召开了领导小组和专家组会议，确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分类原则，制定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召开审批制度改革动员大会，进一步推进政府的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2000年，广州加快推进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政府职能，落实依法行政，规范政府的审批行为，促进廉政建设，改进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从4月份开始，对全市67个部门和单位的1373项事项进行了第一轮清理。其中，保留审批210项、保留核准330项、审核307项、取消202项、合并111项、下放33项、转移22项（另有162项作剔除处理）。通过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各部门依法行政水平，为下一步实施机构改革，部门职能调整做准备。

（二）商业与流通体制改革

1998年和1999年，广州商业体制改革坚持“三改一加强”(即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积极进行资产重组和产权多元化的改革，狠抓企业的扭亏脱困，并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步伐，流通企业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一是企业扭亏脱困取得新进展。采取“一企一策”的脱困办法，积极推进困难企业扭亏脱困。二是推进企业优化重组。三是放开搞活中小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股权转让、员工持股、关闭、合并和兼并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加快企业转制，使中小企业焕发生机。四是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属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对子公司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五是加快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的步伐。进一步改革流通体制，市粮食局、旅游局和海洋与水产局均将属下企业实施“脱钩”，探索和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着手筹建商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2000年，广州继续深化流通企业改革进程。除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业企业保持国有独资的形式外，其他绝大多数企业都实施国有资产的调整。商业体制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全市商业改革、脱困、建制和转制工作，并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离，加快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监督体制的改革。2001年，市商业体制改革工作以推进企业战略性重组为重点，以市场主体改革为对象，加快从“小商人”向“大商人”转变。同时，坚持从商业企业实际出发，实施“一企一策”，推进中小企业的改革转制，取得了较好效果。为整合和优化商业资源，发挥更大的规模效应，广州商业以市属国有百货业为突破口，以上市公司和名牌企业为龙头，引导国有商业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将国有百货及相关行业共124户独立核算企业，重组为两个错位经营、各具特色的大型百货企业集团和股份有限公司。一是运用重组并购资本运营方式，做强做大广州友谊上市公司。二是创新企业制度，打造广州商业“航母”，组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广州百货企业集团公司。广州商业行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对中小型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的改革转制，努力创新企业机制。对市场发展前景较好的大中型商业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微利微亏的中小型企业，实行解困转制重组；对亏损严重、扭亏无望，但能通过自身资产变现或在投资主体的帮助下清理债权债务的中小型商业企业坚决实施关、停、并、转，淘汰落后生产力。据统计，全年有49户企业实现转制。至年末，商业系统中大型企业建制率达71%；中小型企业转制率达84.5%。

（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实施社会保障机构的改革和调整，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合并，成立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使行政管理、监督机构及基金运作中心三层次管理体制正式形成。二对社会保险政策作必要的调整。从1999年3月份起调整了失业保险基金征缴比例，由原来的1%提高到工资总额的3%(其中企业缴2%，个人缴1%)。加强企业养老保险费用的征缴。三是提高下岗、失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四是对养老保险逐步实施社会化管理。年内在全国首创“社会申办退休办法”，对自1989年以来因国有企业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等原因分流到社会，在社会上就业后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按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到10月底止，已办理了1459人的退休手续。减轻企业办社会、办学校的负担，出台《广州市国有企业办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实施过程分二批，第一批从1999年11月～2000年底，将34所学校移交所在区教育局。第二批从2000年底至2002年底，将36所中、小学交所在区教育局管理。

稳步推进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落实再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积极提供资金支持再就业工程，累计筹集已超过1亿元(含利息共1.2亿元)。全市有再就业服务中心或类似安置机构4775个，覆盖所有国企下岗职工。市劳动力信息网络已与市属八区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联通，实现岗位空缺的信息互通。1999年广州地区企业下岗职工累计为4.2万人，分流安置1.5万人，分流安置率达35.7%。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累计达14.3万人，已经实现就业7.95万人。2000年继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0年底，广州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200万人，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100％，失业保险参保率达到100％。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的“四道防线”：最低工资标准保障线，每月380元；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线每月442元；失业保障救济金标准保障线，每月为340元～437元；市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为300元，县级市为260元～275元。

进一步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加大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改革的力度。制定颁布《广州市退休人员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和《广州市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暂行办法》。改革后的退休人员管理体制将逐步实行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的管理模式。在市、区、街建立退休人员管理组织，退管工作重心向区、街下移，以街道为主，居委会兼管，形成统一领导、统一制度、分级管理、区街为主的社区管理体系，稳步推进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工作。退休人员主要由企业管理转为主要依托社区管理，实行退休人员与原企业相分离，养老金由社会服务机构发放，人员由社区退管组织管理。实施流动人员社会申办退休制度，企业职工离开原来的企业，即使一时找不到工作，也可以继续投保，退休后一样可以按规定领取养老金。积极推进全市劳动力市场“三化”（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大力拓展公益性就业岗位；发展社区服务事业，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为下岗失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市场就业机制和就业环境。

四、国企改革与发展走出成功路

党的十五大以来，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广州明确立足发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实现脱困的思路，使广州的国企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战略性调整和改组、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为重点的新阶段。

1996年12月，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强调要在推进国有企业转机建制方面有新的突破。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以及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着”眼，主要加快实现国有企业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制过渡。坚持扶优扶强，推动“强强联合”，实施“抓大放小”策略。对市已确定的57户企业集团，要按照优胜劣汰的机制，重点支持、优先发展一批有可能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支柱的企业集团以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对新增国有资产的投入和存量国有资产的重组，要结合两个根本性转变和结构调整、优化进行。通过公司制改造以及兼并、联合、参股控股、收购拍卖、破产等多种形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广州量多面广的中小国有企业，要采用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放开、搞活，争取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改组和转制工作。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要与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大政府推动企业改革的力度，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和帮助，推进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工作。

1999年，广州全面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调整，组织研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和对策。7月，市委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会议。11月，市委七届六次全会讨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分配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并通过《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会后成立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市委书记黄华华任组长，市长林树森任第一副组长，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人担任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领导担任成员；同时，建立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协调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2000年1月，市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会议确定广州国企改革目标体系，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1997-2000）改革与发展目标：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000年6月，广州机电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大重组板块正式挂牌。四大集团公司按政企分开、适度规模、专业化分工、可持续发展、结构优化的原则组建。这次重组涉及企业共458家，总资产652亿元，其中授权资产138亿元，是广州迄今最大的一次资产重组。其特点是：组建资产经营公司，是以国资委的名义，对资产经营公司实行授权，由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出资人进行管理，实现出资者到位，这是近年来政府在深化国企改革中一直探索并寻求突破的重大问题，市政府对此酝酿已久。在企业领导体制方面有所突破。通过逐步规范董事会的建立，保证新成立的上述企业董事会真正起到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长期以来，许多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不分，而董事会成员全部是由集团内全资公司人员组成，这不利于建立有效的企业监督机制。新组建的集团董事会将规定有30%的“体外董事”，主要由社会上的企业家或专家组成，这些“体外董事”以政府财政出资聘请。对企业重大投资决策，必须经100%董事通过；属企业内部改造的，70%董事同意即可；对于资产处置，由80%的董事同意，并报国资局备案。下聘领导不再易地做官。企业集团主要领导职位，即正副董事长、正副党委书记、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稽查员、纪检书记等8个职位由组织任命，而经营班子中的副经理则由总经理任命。原班子成员在这次由企业自主决定的班子“组阁”中未能入选的，由企业内解决，组织上不再“包办”。

经过三年改革，广州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在下列几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加大了对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的力度，推进企业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部分有效资产带动企业存量资产的整体盘活，使企业逐步摆脱经营困境。二是培育和发展重点大型企业集团，扶优扶强，形成具有产品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产业集团和具有管理优势和辐射优势的资产经营集团。三是建立了市国资委、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企业三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四是从实际出发，通过4个“一批”，搞活公有中小企业：“转制一批”，对盈利的、有条件改组的公有小企业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造；“分拆改组一批”，对经营比较困难、资产负债率较高甚至资不抵债的进行有效资产转让；“兼并破产一批”，对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经营无前景的企业实行关闭破产；“利用外资改造一批”。到2000年底，预定各项改革“指标”基本实现，各项配套改革也有序推进。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对社会保险政策作必要的调整；提高下岗、失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对养老保险逐步实施社会化管理，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广州走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成功之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2000年7月21日至22日，中央督查组听取了市领导的汇报，并召集了国企改革与脱困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广州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给予了肯定。

第三章 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

一、增创中心城市新优势

(一)“大都市”到“中心城市”

1993年，广州在国内城市中第一个参加了国际大都市协会，并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1996年，林树森担任广州市代理市长。同年8月，他在市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介绍广州经济形势时，建议将“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修改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理由是，“国际大都市”在国际上通用的概念是指一个城市群，所以提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广州而言更适当。他的这一提法曾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在1997年的市人大会议上，“国际大都市”口号是否要写入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甚至也引起了争论。

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内地中等城市都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可谓盲目跟风，在国际上也沦为笑谈。其中，广州是与北京、上海被公认是国内最有条件建设国际大都市的3座城市。[3]但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广州在经济实力的整体上距离国际大都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具体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产业结构的演化存在着阶段性差别、城市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等。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即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基本上走过了工业化阶段，目前处在发达的后工业化时期；而广州基本上处于由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的过渡阶段。二是由经济体制差异所反映出来的运作方式不同。国际大都市等城市经济都是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而广州又是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时期。[4]

1998年，广东省第八次党代会将全省生产力布局原有的三个层次调整为四个层次，突出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把广州、深圳建设成中心城市，“继续增强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随后，在广州市委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的会议上，林树森专门讲了关于中心城市建设的问题。他向大家介绍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的一本论证上海未来十五年发展重大战略研究的书，这本书里有一段话以五个方面的理由论述广州不可能建成国际大都市。林树森回顾这一经历时说，这五个方面讲得比较客观，帮助我们从中找到了差距。别人给广州把脉，得出广州“先天不足”的论断。反观广州当时的情况，确实也不容乐观。当时，广州没有成为珠三角的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在深圳，虽然广州的存款数额高，但金融环境比不上别人；广州空港、海港规模太小，发展受限。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广东省和国家交通部在给国务院关于广东沿海港口发展的联合报告中，曾因为广州黄埔港是内河港而表示要放弃。当时国家有关部委的一位领导甚至给广州港下了结论——福建泉州港的今天就是广州黄埔港的明天。空港也是一样窘迫，广州想建一个新机场，但没有立项，“如果旁边的城市机场扩大，广州的机场也就不存在了”。再看制造业，那时广州的工业基础，就是和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比也逊色很多，没有叫得响的产品、招牌，“国外大公司机构一进驻广东就跑到珠三角去”。《卧薪尝胆锲而不舍——林树森回顾广州近十年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历程》，《广州日报》2003年1月9日。

1998年“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广州中心城市的某些功能和作用正在弱化中。首先是交通运输体系的新构成，弱化了广州的区位优势。京九铁路的建成，广珠铁路的兴建，深圳、珠海、湛江港口的崛起，深圳、珠海机场的投入使用，使相当一部分客运量、货运量剥离出来，且这种分流正逞逐渐增长趋势，这就削弱了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交通中心和货物集散中心的地位。其次是周边城市发展迅猛，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崛起，在吸收外资、对外贸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金融证券业、地方财政收入等方面已超过了广州，整体经济实力正在逼迫广州。而在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深圳和珠海、中山也比广州强。广州作为中心城市，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方面，正受到周边城市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从广州自身的状况来看，也存在着一系列制约着中心城市作用发挥的劣势，如主导产业的优势迄今尚未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始终未成大器，加之缺少名牌产品，企业规模效益不够明显，中心城市多种服务需求供给不足，金融活力受到影响，港口建设比较落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较差，以及干部队伍的素质亟待提高，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广州于1998年10月正式确定了“增创广州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思路。在“现代化中心城市”目标指导下，广州市扎扎实实推进各方面工作，并不断强化广州的现代化中心城市地位。

(二)番禺、花都撤市设区

1998年“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的调研报告，就提到“大市管小市”的弊端，建议将广州市代管的番禺、花都、增城和从化4个县级市改为市辖区，特别强调新白云机场所在的花都和南沙港口所在的番禺两市，撤市改区有刻不容缓之势。

经多年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国务院于2000年批准撤销广东省番禺市和花都市，成立广州市番禺区、花都区。为确保行政区划调整顺利进行，保证圆满完成撤市设区工作任务，市委、市政府于6月6日就番禺、花都市撤市设区问题发出通知；次日，市委书记黄华华，市长林树森分别前往番禺和花都市召集五套领导班子成员会议，正式宣布撤市设区，并要求切实做好撤市设区工作。6月12日，广州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番禺市和花都市撤市区有关政权机构名称等问题的决定》，就有关法律与制度方面的具体问题作出规定：（一）政权机构名称作相应改变，即原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改为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原市辖镇、街道的名称，也应随着行政区划名称的改变作相应的改变。（二）原直接选举产生的市人大代表，改为区人大代表，任期至届满为止。换届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届次按原市人大的届次顺延。（三）原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组成人员以及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人员，其职务名称相应改变。

2000年7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花都区同时举行挂牌，黄华华，林树森分别出席两区的挂牌仪式。这标志着这两个区从此纳入广州城区范围，广州市区面积从原来的1443.9平方公里增加到3718.8平方公里，新增人口逾150万。撤市后设立的两区行政规格为副厅级，区直属工作部门和镇（街道办事处）为处级，内设机构为科级。区属各工作部门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严格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不增加机构数额和人员编制。撤市设区后，区政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履行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的职责；在经济管理方面，原则上保留原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享受市属区的经济管理权限；城市规划上，在原有的规划局基础上设立区规划分局，受规划局和区政府双重领导。

(三)广州地铁建设

1993年12月28日，广州地铁一号线正式动工兴建。至此，筹备30多年的广州地铁项目终于正式上马。早在1960年，根据当时广东省长陈郁的批示，地质部门就对广州进行了初步地质钻探，并于1962年拿出了第一份地铁地质勘察报告。之后，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广州开始秘密修建地下防空坑道，并依据“地下”2字的笔划将其命名为“九号”工程。1965年初，广州成立了地下电车工程指挥部，市长曾生出任总指挥，他力主“平战结合”，修建一条能走地铁的战备通道。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修建地铁的构想被搁置下来。1970年、1973年，广州地铁第二、第三次筹备上马，不久均告下马。1975年，正式组织地铁路网规划方案研究，于1978年完成了第一个地铁路网规划方案。1979年，市地下铁路筹建处正式成立，广州地铁项目第4次上马。在改革开放气息影响下，广州地铁的思路由以战备为主兼顾交通，转变为交通为主兼顾战备。不久，地铁路网规划方案纳入了广州城市总体规划。

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该总体规划，市政府决定修建黄沙至芳村过江隧道，预留地铁过江通道，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居民出行调查，为地铁客流规划提供基础依据。1987年，广州地铁筹建处与法国SMS集团公司合作开展地铁可行性研究。次年3月，在《广州日报》刊登了地铁路网规划方案，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在此基础上，市政府向国家计委申报了广州地铁立项报告，并正式批准了由一条东西向和南北向地铁交织成“十”字形的路网方案。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广州地铁首期工程立项。1991年5月，广州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黎子流市长任总指挥，副市长石安海、陈开枝（后增加）、伍亮、戴治国（后增加）任副总指挥，同时成立地铁工程资金协调办公室，负责筹措和管理地铁建设资金。后又从市委市政府各委办抽调干部组成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1991年，广州地铁一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完成，并于次年6月通过国家级验收。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广州地铁项目筹备步伐加快。1992年12月，广州市地下铁道公司正式成立，负责广州市地铁和轻轨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管辖理，以及沿线房地产业的开发经营，邵云平任党委书记兼总经理。199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地铁一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下文批复。10月和11月，国务院又先后两次由邹家华、李岚清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广州地铁。11月16日，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与德国西门子——AEF集团签订广州地铁引进设备协议书，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德国总理科尔亲自出席签字仪式。此次开工的地铁一号线，西起广州钢铁厂，东至广州火车东站，共设16个车站和一个车辆段，全长18.48公里。总投资127.5亿元（其中利用外资5.4亿美元），拆迁地面110万平方米，居民2万多户约10万人，是广州经国家批准建设的最大市政工程。工程设计由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实行总承包，工期计划5年，1998年完成。作为一号线过江部分的珠江隧道也于1993年12月28日建成。该隧道北连黄沙大道和六二三路，南接芳村大道和花地大道。由地铁筹建处设计室和广东水电设计院共同设计，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沉管法施工。隧道截面为矩形，高7.95米，宽33.6米，分为三孔，东侧一孔为地铁过江通道，西侧两孔为汽车道。

1997年6月28日，首段西朗至黄沙5个站开通，立即投入观光运营和试运营。1998年12月28日，全线建成投入试运营，1999年6月28日，广州地铁一号线举行开通典礼，全线投入商业运营。

地铁一号线完工后，广州立即展开了后续线路的研究和建设。

1998年7月28日，广州地铁二号线在海珠广场正式动工兴建。广州地铁二号线线路呈南北走向，南起琶洲，西至江南西后向北穿越珠江，在公园前与地铁一号线交汇，向北经过广州火车站、三元里，通过原白云机场后，至终点江夏，全长23.265公里；共设20个车站，工程投资估算约为106亿元。该工程是这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立项的。预计在2002年首先建成江南西至广州火车站段，2003年建成瑟洲至三元里段，2004年投入运营。广州地铁二号线在总结地铁一号线的基础上，以安全、实用、经济、高效为其设计指导思想，并在一些技术上进行改进。地铁二号线设备将以国产设备为主，国产化率达70%。

根据2000年8月28日市政府原则通过的广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近期网线规划，地铁二号线东站点延伸至科学城，全长也将延至41公里。

二、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广州市围绕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增创城市管理新优势。

1996年10月，市政府向各区（县级市）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加强和改善我市城市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提要出建立健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负责”的城市管理体制：市、区两级应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工作。加强区对住宅小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职能。已划交区管理的公园、城市道路绿地及设施，市园林部门要将相应的责、权、利配套下放。带农村的区，由市在省下达给市的用地指标内，按已确定每年拨给黄埔区、白云区、天河区、海珠区、芳村区的土地使用指标，委托区政府行使区属项目土地使用审批权。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汽车保管站或停放点的，由广州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合审批。城市道路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同时，以城市管理目标责任制考核为核心，加大城市管理力度，促使城市管理任务落实。加快立法工作，依法治市，强化管理。强化简政放权的监督实施。

1997年，市委、市政府为增创体制新优势，促进广州经济和社会的新发展，决定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4月，市委派出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伍亮为团长、有14个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学习考察团到上海市学习考察。7月18日，市委召开全市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11月，广州市委办公厅印发了《广州市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区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强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以块为主，条条保证，社会监督，依法治城”的管理格局，建立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并举的运作机制和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促进城区和广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改革的基本原则有四个，一是“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二是辖区管理的原则。三是责、权、利一致的原则。四是实效的原则。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明确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在城市管理中的主要职责和事权。市辖区是一级政权组织，是辖区的管理主体，是城市管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区政府主要事权是：在法律、法规规定和市政府授权的范围内，按照辖区管理的原则，行使城市建设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管理、统筹、协调、综合、监督、检查职权，依法制定和公布辖区行政管理各项规定，指导街道搞好“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改革的安排。这次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拟用两年时间完成，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试点阶段(1997年8月至1998年6月)。1997年11月前做好试点的准备工作，制定试点区改革总体方案和城市规划、国土房管、市政园林、工商、公安、财税和街道等7个专项改革方案。1997年12月制定试点区改革总体方案及7个专项改革方案实施细则，做好工作衔接和各项准备工作。1998年1月至6月，试点区实施7项专项改革，同时继续进行商业、工业企业、国有资产、教育、卫生、环卫、金融投资等方面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分步实施。第二阶段为推广阶段(1998年7月至12月)。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市展开7个方面的改革。第三阶段为完善阶段(1999年1月至1999年7月)。

1998年，广州市全面推进“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制定了《广州市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区改革总体方案》和7个专题方案，试点工作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市有关职能部门和先行试点的海珠区、东山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措施，在城市规划、国土房地产、市政园林、工商管理、公安、财税、街道体制等方面，把原属市一级的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区，同时明确权责，把城市管理的主体与重心逐步从市、区政府向街道集聚，逐步确立以街道为主体的城市管理新体制。在街道体制调整方面，将东山区原有15条街道调整为10条，海珠区原有20条街调整为12条，另在城乡结合部人口大量增加的地区新成立两条街道，街道领导班子也重新进行了调整，并加强了居委会的重建和居委干部的岗位培训。1999年，广州全面推行城市规划、国土房地产、市政园林、工商、公安、财税、街道、工业、商业、投资、国有资产、教育、卫生、市容环卫等14个方面的专项改革。至年底，除了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工业、商业中小企业下放延后结合国有企业改革一并实施，中学下放于2000年9月新学年度开始由区全面履行管理职能之外，其他各项改革已经全部完成或基本完成。1999年9月28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成立，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城市规划、市容环卫、环保、绿化、市政园林、工商、公安、公用事业、国土、爱卫等有关部门陆续通过执法授权或委托执法的形式，把相关城市管理工作移交支队执法管理。

2000年，广州市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城市环境“三年一中变”工作。首先是完善管理体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调整了市、区分配关系，增强了区级财力；完成番禺、花都两个县级市的“撤市设区”工作，为建设“山水生态城市”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城中村”的改造工作逐步铺开，加强对出租屋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加大城乡结合部脏乱的整治力度。其次是加强规范化管理。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广州市违法建设处罚条例》、《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等，形成比较完整的法规、规章体系。再次是加强综合执法。2000年全面落实了综合执法六到位（人员、授权、责任、制度、工作、经费），进一步明确执法内容，理顺综合执法与专业管理的关系，明确市、区、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职责与权限，实现一支队伍执法，提高城市管理的科技含量。2000年9月5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总结大会，对3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这次改革实现了“重心下移、立足基层”的思路，推行分级管理，即除少数关系全市全局，或中央和省有特别规定必须由市统一管理之外，其余基本上实行辖区管理，根据职责分工，事权逐级下移到区、街道或居委会。市级职能部门主要是加强宏观调控，行使规划、指导、协调、监督权；区承担城市管理的主要工作，并有相应的管理权和审批权；街道和居委会主要负责社区管理和服务。至此，广州市初步建立起“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新体制。

三、城市环境面貌“三年一中变”

1998年7月31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广州市城市建设现场办公会议。会议在肯定广州城建取得成就的同时，认为广州城市布局分散、基础设施欠帐大、交通阻塞、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据此，广州市委决定力争用一年左右的努力，实现“小变”，明显改变脏乱差现象；经过3年努力实现“中变”，通过抓好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使城市面貌有较大改观；到2010年，实现“大变”，城市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

当年10月，广州正式启动落实“一年一小变”工程，并将其列为全市1999年现代化中心城市建设的“龙头工程”和为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为了实现城市面貌“一年一小变”，市委市政府制定了“领导是关为键，整治是重点，管理是根本，‘创建’是基础，城改是保证”的工作思路。主要工作及经验如下：（1）把握关键，保证强有力的领导。首先是统一思想，提出认识，树立信心和目标。其次，设立了高规格的领导机构：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黄华华任组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岐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谭冬生，副省长汤炳权，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树森等4人任副组长的“广州市城市建设协调小组”，负责审议和支持广州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协调和帮助解决需要驻穗的中央、省直单位和部队支持的重大问题；广州市也组成由4位市委常委、副市长任召集人的“创建文明城市”联席会议并设办公室，各区也成立相应组织。第三，建立严密的层级领导责任制：市委市政府与各区、市直有关部门共31个单位签订《广州城区整治脏乱实现城市环境“一年一小变”目标》责任书，各区、市直职能部门又将目标分解到基层。市创建文明城市办公室每月组织各区与22个职能部门进行双向考评，督促领导责任制的全面落实。（2）突出重点，全力以赴打好整治脏的总体战。一方面是整治脏乱。从整治市容环境卫生、整治占道经营和乱摆乱买、清拆户外广告、整治城市出入口、整顿建筑工地等10大专项措施着手，推进全面整治。共清理卫生死角12109处、清运垃圾92638吨，清拆“两违”（违法建筑、违章搭建）30301宗2377平方米，撤销占道经营26处、41984档。另一方面，全面推进城市建设。加大投入，突出抓道路、交通建设，共投资171亿元，实施内环路、广园东路、东西南环高速路、新机场高速路等12项交通项目建设；拓宽改造广州大道南、中山大道、广汕公路等10多条进出口主干道；对市内24条河涌100公里进行了清理。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建设43项高标准的“形象工程”，主要有：珠江两岸景观工程，火车东站、陈家祠为代表的绿化工程，人民公园、黄埔公园为代表的公园建设改造工程，沿江高大建筑群为重点的“光亮工程”。（3）狠抓根本，加强城市管理力度。健全了城管法规制度，出台了10多项法规；建立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系，提高了管理效率，加大了执法力度。配合整市容、治交通，拆“两违”、清“三无”人员全面开展城管执法大行动。（4）以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推动“一年一小变”。先后组织9次“告别脏乱，创建文明”全民统一行动，近30万军民参加，卢瑞华省长率领省市五套班子领导和驻穗部队首长参加了第二个行动日活动。省市人大、政协组织了多次视察和调研活动。（5）强化保证，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1999年9月24日，省委、省政府召开验收广州市城市建设面貌“一年一小变”现场办公会，对广州市“一年一小变”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表示要继续支持广州市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广州市城市建设协调小组以及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的领导出席。1999年12月27日，市委对14个“一年一小变”工作优胜单位、319个“一年一小变”工作先进单位、372名“一年一小变”工作积极分子进行表彰并颁发了奖牌、荣誉证书和奖金。

紧接着，广州启动了以改善道路交通为重点，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城市交通环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一中变”工程。“中变”规划的制定体现了民主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小变”结束后，广州就开始了“中变”规划的起草工作，到1999年12月中旬形成初稿。12月27日，市委召开“一年一小变”总结表彰暨“三年一中变”动员大会。市领导石安海、朱小丹、李卓彬、廖志刚等又组织向各区和省市职能部门、民主党派、专家学者征询意见，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前后经过八次大的修改。2000年1月初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确定了“三变”规划的取向：一是规划先行，高起点、高标准调整、深化、完善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各专项规划；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增加城市设计的科技信号和文化内涵，凸现广州山水城市特点，重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二是加大城市建设力度，加快道路、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标志性工程和形象性工程建设，构筑现代化中心城市主体框架。三是深化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从根本上扭转城市脏乱现象，整体提高城乡环境质量和文明程度。四是着重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2000年1月初，市委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三年一中变”规划的新措施。2000年5月19日，《广州市城市建设管理‘三年一中变’规划》正式公布实施。“三年一中变”规划从2000年起到2001年前完成。确定了广州市79项“中变”形象工程项目，其中，2000年建成项目中有市级形象工程白云山西侧绿化休闲带、东南西环高速公路、新机场高速公路三元里立交、内环路景观、二沙岛中央广场等14项，区建项目20项，市区共建项目4项；2001年建成项目中有市建项目新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广园东路（丰乐至增城）、旧广从路改造、旧广汕路改造等12项，区建项目15项，共建项目14项。规划确定的今明两年广州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八项任务，又分为56个小项，每一项都明确落实了督办单位和督办协作单位，以确保任务的完成。为确保《规划》的实施，2000年广州仅城市建设方面的投资达14023亿元。对建设工地的整治，要求广州市内文明施工达标率95%以上，2001年施工文明率达98%以上；在环境保护上，明确从2000年7月1日起，对不符合国家《轻型车污染排放标准》规定的轻型汽车，市工商部门不予发放销售认证，市环保部门不予发放排气合格证，市公安部门不予上牌；在城市绿化上，在2001年底广州绿化覆盖率达3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78平方米，按国家考核指标完成全市工业废气排放达标任务。

2001年10月2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检查广州市“三年一中变”工作现场办公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省委副书记、省长卢瑞华，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谭冬生等领导实地检查了广州市部分“三年一中变”项目。李长春充分肯定“三年一中变”取得的成绩和成功经验，对广州市“到2010年一大变”工作提出四点要求：搞好城市发展规划，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超前性；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为实现“大变”目标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使广州的环境质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心，营造文明法治的社会环境。

为了给2001年举办的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提供良好的设施和优美的环境，广州市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穿衣戴帽”工程，装饰“一区三边”（城市中心商贸旅游区，交通主干道边、内环路边、珠江边）和九运会场连接路段两侧建筑物天面、立面的市容景观。需进行整饬的建筑物共有3080栋楼房，主要集中在内环路两侧、珠江航道两旁、九运会必经主干道以及天河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的主干道。有关部门和各区均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提前或如期完成了工程任务。在“三年一中变”方面，三年期间，广州投入了将近600亿元城市建设资金，新建成170多项重大市政工程，其中过半是市政道路工程。完成了新广州体育馆和天河网球馆等4个专业比赛场馆的建设和天河体育中心、越秀山体育场等15个原有比赛场馆的维修改造，完成了新广州体育馆、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21个比赛场馆周边的道路及配套工程。交通方面，建成了广园东路二期、新机场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道路交通工程。地铁二号线工程进展顺利，地铁三号线于年底开工建设。新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一批标志性工程的建设进展顺利。人均道路面积从1998年的696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的976平方米，市区行车速度由过去的15公里／小时提高到25公里／小时。通过“三年一变”，广州全面完成了城市管理和整治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城市面貌的好转，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脏乱差”的形象，为“九运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既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创业和生活环境，为全省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逐步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大好势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省委、省政府对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实现“三年一中变”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国家建设部也授予广州“迎九运基础设施及环境综合整治特别奖”。

广州市“三年一中变”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肯定。2000年10月，世界大都市协会董事会年会在广州召开，代表们对广州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的巨大变化无不表示肯定。国内先后有210多个代表团到广州考察学习广州市综合整治城市环境，改善人居环境的经验。12月3日，由“国际公园与康乐调设施管理协会”在深圳举行的“国际花园城市”评选中，广州市因近年来城市建设和管理不断加强，特别是“三年一中变”改变了城市的容貌，从18个国家34个城市的竞逐中胜出，荣膺“国际花园城市”称号，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际花园城市”。2002年1月21日至28日，中央文明办组织中央、省新闻采访团对广州市“三年一中变”暨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了联合采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15家中央级新闻单位以及省内的主要媒体均派出优秀记者，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采访。自2月4日起，中央、省、市主要媒体连续3天，集中登载广州市“三年一中变”暨创建文明城市的经验和成就。

第四章 探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创举。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以后，广州市努力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是关系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历史课题。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具有浓厚历史底蕴和革命传统的广州，为此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一）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作新路子

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确定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制定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体发展规划时，就将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要坚持“两手抓”方针，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发展，使广州市不仅在经济上赶上亚洲“四小龙”，而且在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精神文明方面超过他们。1993年12月，广州市召开了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总结表彰大会，对1991—1993年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和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向全市发出《建国际都市，树道德新风，做文明市民》的倡议。同时，学术界也开展了“我看广州人素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主体道德价值研讨”等学术活动，并就如何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等问题提出了对策。1996年11月，中共广州市委召开六届七次全会，传达学习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和中共广东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审议并通过了《中共广州市委关于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对广州市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部署。

广州的实践表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对立的，就其本质的内在联系来说，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首先，我们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文明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方向。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日趋完善，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使公有制经济总量增加，质量提高，其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得到巩固和增强。这就有利于坚定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反过来又有利于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增强了综合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快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从而有利于以共同的理想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小生产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创造精神和进取意识。自立自主、公平竞争、追求效率、讲求信用、兼容开放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广州许多企业开展了以培育企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多职工群众将自己和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职工主人翁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光大。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为根本资源和基础动力的。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以人为主体、以培养“四有”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内在动力。从广州的情况来看，经济越是发展，产业越是走向市场化，人们求学求知的热情越高。

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我们的责任在于顺应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这就是因势利导、兴利除弊。在指导思想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在工作部署上，形成长短结合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确定以培养“四有”公民为根本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体系，将精神文明建设考察指标转化为可以量化的社会进步指标，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形成与初级阶段规定性和精神文明建设内在规律相适应的政策体系，使精神文明建设同现行经济政策协调起来；分阶段，有步骤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制定配套完善、切实可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战略措施。在工作方针上，长期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的原则。要把重在建设看成大方针、大政策。在工作格局上，坚持抓好两头。一头抓好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发扬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带头示范作用，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一头抓好青少年教育，全面贯彻小平同志“从娃娃抓起”的战略思想，建立青少年德育、素质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体系，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坚持不懈地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扫除毒害青少年的社会丑恶现象。在工作手段上，必须坚持教育、管理、法制三管齐下。既要坚持教育为主，思想先行，又要发挥管理规章和法律法制在精神文明精神中的作用。教育不是万能的，面对屡禁不止的社会丑恶现象和精神垃圾，必须加大依法处置的力度，对尚未顾及的薄弱环节，要加快管理规章和法律法规的建设。

(二)探索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道德建设

市场的趋利性和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往往容易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思想道德领域，造成人们价值观念和相互关系的扭曲，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甚至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是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中国文明进步的重要窗口之一，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由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广州的思想道德建设，一方面开风气之先，得先行一步之利，另一方面又必然首先遇到各种尖锐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在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已经成为广州在现代化进程中直接面对的现实挑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广州的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首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了新的物质基础，而且有利于以共同理想团结人民，凝聚人心。回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广州干部群众精神状态发生的深刻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正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日益深入人心，爱国主义思想形成了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充分地调动起来，这也正是思想道德建设所要求的。其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开放，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小生产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这些年，广州许多企业开展了以培育企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多职工群众将自己和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职工主人翁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光大。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为根本资源和基础动力的，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开放的，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吸收和借鉴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广州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十四大以来，广州在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对促进广州改革、发展、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突出表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日益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弘扬。全市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对改革开放成就的切身体验，不断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激发了“热爱祖国、建设广州、岗位奉献”的热情，经受了各种考验，战胜了各种困难，实现了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得到加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形成了“稻穗鲜花献人民”的广州人精神和“团结、友爱、求实、进取”的广州市风；树立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友爱的社会道德风尚；涌现了救治好军嫂韩素云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先进群体；培育了南华西街等一批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树立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文明进步的新形象。同时，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加大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力度。实践证明，广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离不开全市人民解放思想和求实进取、开拓创新精神的振起，离不开思想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持、保证和推动作用。

1996年11月11日-13日，由《求是》杂志社、广州市委、广州政府联合主办，《求是》杂志社哲史部、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承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北京、上海、广州等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共8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必须处理好的关系，以及工作思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充分肯定了广州的实践与探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市政府决定把1997年作为广州市职业道德建设年，并颁布《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97职业道德建设年活动的意见》，提出要以“为人民服务，树行业新风”为主题，以“纠建结合，标本兼治，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总体要求，以党政机关、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以及“窗口”服务行业为重点，通过抓整改、抓教育、抓规范、抓典型示范，促进全市职业道德建设上新台阶。“职业道德建设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各级党政部门，各行业结合实际，紧紧抓住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服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着力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全市举办4期共700人参加的职业道德建设骨干学习班，组织“经济伦理与职业道德”征文、研讨活动，举办演讲比赛、技术业务竞赛、职工岗位培训，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2)发动广大市民参与修订和制订了《广州市文明公约》、《广州市社会公德守则》、《广州市职业道德守则》和《广州市家庭美德守则》，并在全市组织开展了系列宣传、学习、实践活动。全市各行业普遍建立和完善了服务规范，细化和落实岗位责任制，电信、电力、公用事业等12个行业50多个单位率先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接受社会和广大市民监督，保障消费者和群众权益，并组织开展“便民、利民、为民”活动，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总结和宣传了广钢、广州军区总医院急诊科、广州海关新风办事处以及钟南山等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典型的事迹，组织了职业道德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市作巡回报告；邀请全国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典型李素丽、徐虎等先进事迹报告团来穗作报告。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党政机关、行政管理执法部门以及“窗口”服务行业中确定100个文明服务示范单位挂牌命名，实行动态管理，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全市职业道德建设活动的深入开展。

（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成果斐然

十四大之后广州精神文明建设成绩，广泛体现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日益活跃。首先，围绕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的目标，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建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创建文明城市为龙头，以创建文明街道、安全文明小区、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为重点，以共建文明中山路、文明珠江、文明口岸为纽带，以创建文明家庭、文明户为基础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格局。其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教育实践活动，形成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持续高潮。1993年，广州市四县(市)和带农村的区广泛深入开展“富从何来，富后何去”思想教育活动。1994年至1995年组织开展了“可爱的广州我的家”系列活动，1996年开展公民系列活动，1997年开展了职业道德年活动和“讲文明、树新风”活动，1998年开展了城乡结合部“两个告别、两个走向”（告别贫穷、走向富裕，告别愚昧、走向文明）系列活动。1999年以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实现城市环境面貌“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变”为主要目标的创建文明城市的热潮；2001年，以“当好‘九运’东道主，建设文明广州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把全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向了高潮。

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为弘扬正气、树立新风，广州市坚持每两三年对各类文明单位进行一次总结表彰。先后树立了南华西街、三东村等一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排头兵，树立了140多个各类示范点；宣传了救济助好军嫂韩素云和救助新疆儿童阿不都·尼亚孜的先进群体，优秀共产党员钟南山、全国劳动模范刘铁儿、优秀教师许美云等一大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先进人物。广州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一条是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运转机制。一是完善了组织领导机制。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任由市委书记担任，第一副主任由市长担任，其余副主任由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和警备区分管领导担任，已经成为制度。各区、县级市也成立了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二是健全了制度保证机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广州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规划》（1991—2005年）、《广州市创建文明城市“九五”规划》、《广州文明单位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等一系列规划和规章制度。三是形成了群众性精神文明齐抓共建机制。由市各部、委、局主管领导组织的市文明委35名成员，对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起到了指导、协调的积极作用。四是建立了成熟的竞赛激励机制，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性态势。“稻穗鲜花献人民”的广州市风和“团结、友爱、求实、进取”的广州人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社会文明程度和市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世纪之交，广州市正努力“增创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结合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整治脏乱，实现市容环境面貌“一年一小变”为龙头，全面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1999年12月，广州市对1997—1999年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和经验进行总结，树立了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十面红旗”、“十大标兵”先进典型进行表彰。2000年，广州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紧紧围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目标和全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实施“三年一中变”规划、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三件大事，按照“力争主动、讲求实效、不断创新、争创一流”的工作要求，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做到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总体上保持和发展了积极、健康、向上的工作态势。为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2000年4月至10月，广州市有计划地对“十面红旗”（海珠区南华西街、花都区三东村、广钢集团有限公司、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广州酒家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市电信局114查号台、海珠区检察院、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排水工区“三八班”、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广东广雅中学）、“十大标兵”（广州医学院院长钟南山、广州南洋电器厂运输班班长刘铁儿、东山百货大楼家电维修工谭加加、天河东园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永东、东山区建设六马路小学教师许美云、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稽查队队长何焕池、番禺区市桥榄山村党支部书记卫炽彬、广东省军区通信站有线电连排长邱玲、荔湾区公安分局昌华街派出所民警宁焕美、东山区环卫局第四管理所副所长李淑明）光荣称号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宣传报告，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2001年，广州市围绕“十五”计划，抓住迎接“九运会”、办好“九运会”的有利时机，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线，着力提高市民群众的现代文明素质，以确保实现城市环境面貌“三年一中变”、建成全省文明城市为重点，不断深化创建内容，开创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首先，掀起了群众性“迎九运”高潮，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其次，各类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获“广东省文明城市”称号。更重要的是，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为契机，党的知识和历史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学习活动热烈开展，唱响了“共产党员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并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创造了条件。党的十四大以来，广州市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路子，并取得良好成效。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委注意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逐步建立健全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发表意见的“直通车”制度。1988年初，成立了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挂靠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征询、收集、研究市民对市委重大决策和问题的看法和意见。20世纪90年代，该中心每年都对重大事件和民众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为沟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市委决策提供依据。市委进一步加强了对该中心的领导，并在下列问题上有重点探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途径。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91年8月，广州市委召开首次人大工作会议。2000年10月，市委再一次召开全市人大工作会议，集中总结研究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2000年12月，市委发出了《中共广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若干意见》，认真总结各级党委在发挥人大作用方面的基本经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其在依法治市中的主导作用，支持和帮助人大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各级人大建设成为拥有宪法确定的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权力机关，负有国家重要职责、能够切实履行宪法赋予职权的工作机关，反映人民的意志、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人民代表机关和民意机关。切实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建立健全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和联系制度，为市人大开展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进一步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法制建设及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宣传。

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政治协商纳入重大决策程序。1995年6月30日，广州市委根据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的通知精神，联系实际，提出了如下贯彻意见：（1）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论述和中央的有关文件，学习新修订的人民政协章程，提高对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2）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政治协商纳入重大决策程序，作为决策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步骤。对重大问题要做到“三在前”，即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对本地区的大政方针，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重要人事安排，要实行先协商后决策，然后再实施。（3）市本级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市政府工作报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市财政预算和决算，经济、政治、科教等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重要部署，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及其重要配套政策措施，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法制建设的重大问题，重要法规、规章的制定，统一祖国的重要方针政策的实施等19项。（4）市本级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市委召开的政治协商会、市政协委员会全体会议、市政协常委会议、市政协主席会议等8种。（5）确立实现“三在前”原则的协商程序是：确立议题、材料准备、组织协商、成果形式、跟踪落实。（6）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十分重视和大力支持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7）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政协的领导，定期研究政协工作。《意见》还要求各区、县级市党委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贯彻执行本《意见》的具体实施细则，并把此项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

探索加强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工作的新思路。1993年2月至5月，部分区的统战部、民主党派以及社会主义学院的统战理论研究小组分别开展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统一战线的影响及对策”系列研讨活动，继而由市统战理论研究会与市民进统战理论研究小组联合举行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于11月召开了有全市各级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参加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统一战线的影响及对策”研讨会。通过充分的研究与交流，在新形势下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营造“大统战”氛围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1994年8月，广州市有关部门组织了“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研讨会”。1994年12月27～28日，广州市统战理论研究会主办了“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级统战部门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统战理论研究小组的代表近60人。与会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的现状和心态变化，以及怎样加强知识分子工作的问题。与会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外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价值意识凸现了，自尊意识、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愈加强烈，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日益增强并在某些方面带有一定的超前性。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必须正确看待，一方面要引导他们调整和树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并通过改革、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和提高组织人事工作者的素质，努力满足他们的各种合理要求，为他们创造知识更新的条件。1995年，又召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的民主党派工作”研讨会，围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民主党派工作，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如何制度化、规范化，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1997年8月和1998年10月，市委都召开市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座谈会。2000年6月，市委又专门召开“全市民主党派工作会议”，总结1998年以来广州市的民主党派工作，研究改进意见。

(二)实行依法治市

20世纪90年代，广州市实施了依法治市的“一五”和“二五”规划，在立法、普法、行政执法、司法和基层依法治理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探索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加强法治的新经验。

首先，加强依法治市的领导。1990年3月广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了《广州市依法治市五年规划》；5月，市委转发了这一规划。《规划》确定的目标包括：一是制定一批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体现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特点；二是各级机关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管理各项事业；三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制度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提高公民法制观念；四是维护社会安定。同时，市委成立广州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1997年7月14日，市委转发了《广州市依法治市第二个五年规划》。要求“市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并指定一名副职分管依法治市工作”。同年10月，市委七届三次全会指出，推进依法治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安定进步的根本保证，要推进依法治市，把依法治市落到实处并不断引向深入。

其次，加强普法宣传教育。1991年，广州市启动了“二五”普法工作，召开了第6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各区、县及绝大部分的局、总公司和直属单位，制订了各自的“二五”普法规划并开始实施。1996年，又制定了《关于在全市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全市组织实施。8月，召开了广州市依法治市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部署了今后5年依法治市及“三五”普法的任务。广州市每年都以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年度普法工作要点，使普法工作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轨道，形成了一整套学习、考核、检查督促制度，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专业法律知识的学习。1993年开始建立的领导干部学法培训制度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和广东省的肯定。1998年7月，市委组织部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广州市干部学法考核的通知》，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共2594万人参加了学法考试。

再次，开展基层依法治理。广州市积极开展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坚持依法治区、依法治镇（街），特别是依法治村。1998年4月，市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广州农村依法治理、民主管理的意见》，按照新公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用直选方式开展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1999年，全市进行直选的974个村委会换届选举任务全面完成。接着，着手制定村规民约，完善自治章程等，推行村务、财务两公开，全面开展村民自治活动。1999年，广州市围绕“一年一小变”和“三年一中变”规划，推行依法治镇、镇务公开和依法治街工作。

(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人口流动频繁，各种突发事件和纠纷增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隐患。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就是在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同时，依靠全社会的力量，确保社会治安。1985年，广州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并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1993年，广州市着力加强社会面的控制和治安防范，针对突出的治安问题进行重点治理，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经验交流会，修订了《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创建文明街、镇和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对流花、三元里、华南影都等地区进行了重点整治，特别是在广州火车站地区进行重点整治工作。1994年11月，第四届全国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各种问题。大会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广州市文明安全小区建设的先进点，交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1995年，市委认真执行《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4月27日，市委书记高祀仁和市长黎子流分别与各区、县级市的党政第一把手签订了《1995年度广州市区、县级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7月，市综治委领导又与128个市直属单位党政第一把手签订《1995年7月至1996年7月广州市直属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各区、县级市与各街、镇，各市直单位与下属单位也层层签约。通过签约，一级抓一级，提高了各级党政领导“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感，形成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真抓实管的新局面。

1996年，广州市和各区、县级市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领导责任制为龙头，加大工作力度，带动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全面落实。市综治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监察局共同制定《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中“一票否决权制”的补充规定。该“实施办法”突出了考核奖惩和实施的操作。同时，广州市加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市编委发出了《关于各区、县级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机构编制问题的通知》，对市、区、县级市和街、镇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进行定级定编。8个区和4个县级市的编委完成了区、县级市和街、镇综合治理的机构的定级定编工作。全市八大系统也分别建立了综治委及其办公室。1997年初，市委书记高祀仁、市长林树森分别与各区、县级市党政一把手以及八大系统工委书记签订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书；各区、县级市和八大系统工委也与所属单位进行了层层签约。3月，市委批准实施《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补充规定》，与《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办法》同时施行。12月，市五套班子领导带队对各区、县级市及八大系统单位执行责任书的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个别未能完成任务的单位，按规定进行了处罚。在1998年广州市对各区、县级市和八大系统的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中。有一个区被一票否决；八大系统的287个直属单位，年终考核有275个单位达标，8个单位合格，4个单位被一票否决。

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流动大，广州市探索加强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工作。广州作为华南最大城市和中国最具活力的特大城市之一。2000年，外来人口达到近300万人。在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方面，广州市取得的成功经验，首先是推行制度化和法律化管理。早在1986年，市政府就颁布了《广州市私有住房租赁管理暂行规定》，对于私有住房出租的监督管理，出租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90年3月，参加全国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朱森林、欧初等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尽快制订全国流动人口管理法规的议案》。6月，市政府颁布了《广州市区暂住人口管理规定》。该规定要求暂住人口向公安机关申报户口领取暂住证，其中属于务工、经商的，还要办理劳务用工、经营管理手续。1993年11月，西南、中南19城市政法工作研讨会在广州召开，肯定了广州的做法。1996年1月，市人大常委会22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外来人口管理条例》。《条例》将外来人口居住管理当作一个重要内容，以治安管理为重点，同时结合计生、房管、工商、防火、卫生等方面的要求进行规范。1999年6月，市政府发出《关于加强流动人员管理的通告》，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

在1999年底进行的“三讲”教育中，市委常委将解决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管理问题当作当前要迫切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2000年，广州市结合“三个一中变”规划，大力加强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工作。首先，完成了全市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的普查登记工作。5月16日，市政府发出《关于对出租屋和外来人员进行普查登记的通告》。其次，运用法律手段加强管理。市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市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批转了市公安局《关于加强出租屋外来暂人员管理工作的请示》，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三是通过学习交流，提高全市范围内的工作水平。8月中旬，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组织全市有关部完整门和各区、县级市及重点街（镇）、村的主管领导赴深圳参观学习出租屋管理经验。四是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下，积极推进近郊农村的城市化，对于部分“城中村”推行城市化规范管理。其中白云区和广州火车站的管理整治成效显著。白云区环绕市中心城区，是外来人口和出租屋管理的重点。6月20日，该区召开镇（街）、村、社各级负责人共600多人的干部动员大会；出台了出租屋管理方案，规定各镇街党政“一把手”对辖内出租屋管理负第一负责，并明确村委会为管理主体，健全出租屋外来人员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做到区一级有领导小组、办事机构，镇（街）有管理站，村民（居民）委员会有管理队伍，村干部的政绩同出租屋管理成绩挂钩，通过村规民约让出租人承担起责任，将出租屋管理与村民股份分红挂钩。广州火车站根据“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属地管理、部门配合”的方针，由市政府和铁路部门对该地区开展整治和改造。

三、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探索党建工作新思路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市委决定全市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分两批进行。1991年3月，广州市在从化县神岗镇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试点，然后分两批在全市铺开。第一批于同年8月15日在市属4县和城乡结合部的45个乡镇、663个村，以及46个镇级机关展开。第二批于1992年3月开始，同年8月15日结束。这次农村“社教”活动，每批5个月，分4步进行。第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引导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第二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三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四步，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内法规教育，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广州市先后派出工作队员6718名，组成85个工作队、1442个工作组，分赴全市84个镇、街，35个国有农、林场，1348条村，1099个镇村企、事业单位开展工作。通过社教，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推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了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也为日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广州市注意探索加强党的建设。1991年，广州市开展了以“忆传统，作贡献，做新时期合格共产党员”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并在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实行党支部、党员目标管理(简称“双目标”管理)。党支部管理目标包括班子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两个文明建设7个方面；党员管理目标包括组织观念、党风党纪、联系群众、先锋模范作用、完成工作任务等。据统计，到年底止，全市有70%以上的党支部实行了“双目标”管理。同年，广州市还广泛开展了高扬主旋律的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七·一”前夕，召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市六套班子的负责人、部分老干部以及市直机关干部、驻穗解放军、武警代表1700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表彰了全市80个先进党组织、153名优秀党员和93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994年10月，广州市委召开六届四次全会，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意见，专门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广州市委关于贯彻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措施》。主要做法如下：

加强管理力度和改进领导方法，把加强党的建设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是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采取“函管”(党组织通过函件与外出务工党员保持密切联系)、属地“托管”或“代管”、属地管理与“函管”双管齐下等三种方式，加强管理；同时抓好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的两头管理，形成双向管理机制。二是改进党组织对企业的领导，在参与决策的形式和方法上，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规范接轨。同时，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勇于探索，大胆试验；把学习理论与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与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起来。改进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使之与党的中心任务和本单位的任务相适应。工作内容要由“虚”变“实”，用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党组织的工作。活动方式也要服从本单位任务的需要，实行脱产与业余、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从实际出发，改进和充实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创造新的活动方式，增强党组织的活力。

以企业和农村为重点，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流动性很大，与党员联系比较紧密的农村和企业的基层组织。企业和农村成为广州市党建工作的重点。1994年3月，市委于决定抽调各级机关干部组成两批工作队，分两期进驻所辖4个县级市、5个带农村的区（白云、芳村、黄埔、天河、海珠）、市农场局、市林业局的245条村，协助开展农村基层建设工作。1994年12月，市委召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会后，市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增强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力争用三年时间，达到”五个目标”，即选出一个党性强、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好支书；培养一支能发挥作用的好队伍；选准一条发展经济、共同富裕的好路子；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

(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20世纪90年代，广州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有计划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是：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严肃党纪政纪，纠正不正之风，完善监督体制，使各级领导干部置身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之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勤政廉政教育。在实践中逐步制订和完善各项党风廉政建设制度。1995年10月，市委制定了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15项基本制度。1997年又制订并下发了《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纲要》。其特点和主要措施如下：

1.及早规划、稳步推进。早在1990年11月，市委、市政府就制定了《广州市廉政制度建设规划纲要》，要求各区、县党委、政府和市直局以上单位认真组织实施。《纲要》把廉政制度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大部分，其中基本制度包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廉洁规则、企事业管理人员廉洁规则与监督制度，以及公职人员奖惩制度等；具体制度包括各级党组织的纪委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廉洁细则，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廉洁细则，以及其他各类国家工作人员廉洁细则等。《纲要》还确定了廉政制度建设的分步实施方案：第一步，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和街道、镇、村基层单位全面推进以“办事公开、群众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廉政制度建设；第二步(1990年第4季度至1991年)，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全市性廉政制度建设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第三步(1992年至1993年)，进一步发动各单位贯彻执行广州市各项廉政制度，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将廉政制度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1990年，广州市首先在7个委、办、局试点实施廉政制度。1993年11月下旬，全市各区、县(市)、局(总公司)、市直属单位党委对本单位党风、党纪、党建、反腐败斗争等方面进行自我检查。12月上旬，由市委领导分别带领检查组对16个局级单位进行重点抽查。对自查、抽查中发现的问题抓紧进行纠正和处理。为了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搞好领导班子的廉洁自律，市委于1994年6月提出6条整改措施，对市一级到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在使用车辆、车牌方面，联系群众方面，公务活动的应酬及标准方面，以及出国(境)的管理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1994年，还开展基建工程投票反腐保廉机制建设试点工作。1996年12月，市第七次党代会就学习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作出了部署。并提出要适应新形势要求，不断拓宽纪检监察工作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服务的路子。1997年11月，市委又制定实施《1996-2010年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纲要》。《纲要》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广州市2010年前党风廉政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对策提出比较具体的思路。1999年，结合“三讲”教育，市委制定实施《广州市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同时，继续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廉政卷宗的建档和管理工作。

2.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于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广州市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就是，坚持制度防范、自我约束和执行纪律“三管齐下”，充分发挥制度建设与创新的治本作用，加强“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的治标作用，坚持标本兼治。其主要特点是。(1)注重制度建设与创新，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约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制度的建设和创新是保证。实践证明，制度上的缺陷或漏洞往往使腐败分子有恃无恐或心存侥幸，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为确保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革除制度上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市委下发了《广州市廉政制度规划纲要》，并先后制定出一系列规范的、可操作的、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对遏制腐败现象起到了有效的预防作用。(2)坚持反腐保廉教育，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教育是基础。市委坚持标本兼治，不断增强教育的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教育。1997年来，坚持每年7月份对全市党员开展纪律教育月活动，坚持每年召开领导干部学习会，以反腐保廉为主题。各局以上单位参照市的做法，精心组织纪律教育月活动，并通过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反腐保廉专题节目、理论讲座、回访教育、演讲会、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性。(3)严格执行纪律，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坚持从严治党方针，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决心大、行动快，敢于碰硬。1998年，广州市纪检监察系统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450件，其中大要案261件，涉及局级干部9人，处级干部59人；1999年，共立案查处案件386件，其中大要案234件，涉及局级干部10人，处级干部56人。对所有涉案者都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进行了严肃处理，触犯《刑法》的，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此外，广州市还在新闻媒体上将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并向全市通报了自1993年以来全市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3.重点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三项工作。一是抓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1991年以来，市委和市纪委、监察局限性根据中央、省委和省纪委、省监察厅的要求，结合广州市的具体情况，率先抓好对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的制约、监督。在“三讲”教育中，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广泛听取基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剖析了在党性党风和反腐保廉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二是查处大案要案。查处大案要案主要是：通过信访举报提供案源；通过案件调查弄清问题；通过案件审理对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作出处理。加强信访工作，确保案件举报渠道的畅通。集中力量查处涉及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行政执法、经济管理等部门的大案要案，惩治腐败分子。三是坚决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1991年6月，广州市成立了市政府纠风办公室。1992年，着重纠正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用公款宴请吃喝、请客送礼、游山玩水、以及利用职权乱收费等不正之风。从1993年开始直至2000年，治理“三乱”一直是纠风重点，年年抓，反复抓。1996年起，广州市重点对工商、卫生、公安、电信、邮政、地税、教育等系统进行了评议活动。在专项的治理方面，重点抓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治理公路“三乱”、治理用公款变相出国（境）旅游、清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企业钱物、清查“小金库”、整治药品购销回扣。

(三)推进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党的建设

党的十四大以来，市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着力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认真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农村基层组织在整顿中提高。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做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要求与部署以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紧紧围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个中心任务，切实加强和改进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近年来，在全市农村基层组织整顿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依法进行了镇、村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在这一工作中，区、县级市领导每人联系一个镇、挂一条村，镇领导每人包一个片、抓几条村，实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了领导责任制。在全市村级领导班子换届中，普遍推行“两推一选”办法，创新了村级领导班子成员选拔任用方式，扩大了党内民主，推进了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通过换届选举，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镇、村领导班子中，提高了班子的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各种科技和实用知识培训班，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本领。

2.国企党建在改革中推进。大力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内部领导体制，积极探索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建立规范的参与决策机制和制度，为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1999年，市委制订《广州市深化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实施办法》，明确了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方式，推行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以及建立和培育企业领导人才市场，进一步拓宽了选人渠道，形成了有利于优秀企业领导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2001年，在全市813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中开展了“三讲”学习教育活动，促进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增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信心。加强改制重组和停产关闭破产企业的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党组织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细致地做好职工和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职工和党员转变择业观念，做到了党的组织不散，党的工作不断，党员作用不减，有效地维护了企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非公经济组织党的建设。加大对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的组建力度，逐步消除党建工作“空白点”，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到2001年底，全市符合条件成立党组织的非公经济组织基本成立党组织，共517个，其中党委17个，党总支17个，党支部483个。[5]

3.社区党建在创新中拓展。街道党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完善。把原有街道党委改建为党工委，作为区委派出机构统揽社区建设工作全局，理顺了社区领导关系。居民区党组织建设基本实现“一居一支部”的目标，巩固和发展了社区党建工作的基础。通过加强对社区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指导和协调，不断增强了社区党的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和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社区党建的组织形式得到加强。各街道党工委通过建立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或社区党建学会，形成了社区内无隶属关系党组织的议事和协调新机制。这种新机制综合利用社区各种社会资源，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各地还采用属人与属地、条管与块管、服务与管理“三结合”的办法，通过建立基层党组织或派遣党建联络员，加强了辖区内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建立了社区党员联络站，把流动、下岗、失业、离职、离退休的党员有效管理起来；成立社区党校（社区学校），不断扩大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初步形成党员教育和管理社区化、网络化。社区党建的活动方式不断创新。把党的工作渗透到社区的各项工作中去，扩大了党在社会中的覆盖面。

(四)深入开展“三讲”教育

1999年至2000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和中共广东省委的部署，广州市广泛深入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市委成立“三讲”教育领导小组，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黄华华任组长，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树森任第一副组长主持，市委副书记李善培任常务副组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朱振中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与有关工作。

首先进行的是市级“三讲”。1999年10月7日，市委召开市级“三讲”教育动员大会，动员和部署在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同时对全市“三讲”教育进行动员。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区、县级市委书记、区（市）长，市直和驻穗正局级单位负责人，以及担任过市级实职领导干部的党员老同志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三讲”教育总目标是：推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提高政治素质，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增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自觉性。具体要求有：一是摆上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二是端正思想态度，正确对待批评；三是严格掌握政策，坚持求真务实；四是注意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工作；五是增强大局意识，增进班子团结；六是严格工作标准，保证不走过场；七是自觉接受省委巡视组指导，充分发挥巡视组的作用。次日，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也分别召开“三讲”教育动员大会。历时两个半月的“三讲”教育，严格按照“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4个阶段进行，取得了明显成效，基本上达到了中央提出的“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的要求。

市属各局级单位“三讲”随后展开。按照市委的部署，广州市各局、区、县级市的“三讲”教育分两批进行。2月14日，广州市召开第一批开展“三讲”教育动员会。第一批开展“三讲”教育的105个市直单位的主要领导和“三讲”办主任、市委“三讲”教育巡视组全体成员共420多人参加了会议，市委书记、市委“三讲”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黄华华在动员中要求，严格按照中央、省委精神和市委部署，高标准、严要求地搞好“三讲”教育，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学习理论，掌握思想武器；二是高标准严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党性党风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贯彻整风精神，开门搞“三讲”；四是恢复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五是把开展“三讲”教育与推进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六是坚持边整边改，切实抓好整改。黄华华强调，各单位党委（党组）要切实加强领导，将“三讲”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确保思想到位，组织到位；主要领导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起好带头作用；“三讲”办要切实抓好各项具体工作，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市委巡视组要切实把好关，履行检查指导、监督把关职责，防止走过场。广州市各局、区、县级市的“三讲”教育分两批进行。第一批自即日开始，经过2个半月的时间，于4月下旬结束。

5月9日，市委召开第二批市直单位和区、县级市“三讲”教育动员大会。市领导和第二批开展“三讲”教育的市直单位、各区、县级市的主要领导，以及市委“三讲”教育巡视组全体成员共600余人参加会议。黄华华在动员讲话中说要求与会人员立足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充分认识深入开展“三讲”教育的必要性；必须从新时期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现状出发，紧密结合“三想”（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下什么？”），充分认识深入开展“三讲”教育的紧迫性；必须从广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出发，紧密联系“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开展“三讲”教育的自觉性；必须从已经开展“三讲”教育单位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出发，消除各种思想顾虑，进一步增强搞好“三讲”教育的坚定性。黄华华要求，搞好第二批单位的“三讲”教育，必须加强领导，抓好关键。落实领导责任制，主要领导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把关，保证质量：把好转段关，达不到质量要求的不能批准转段；把好剖析材料关，主要是对剖析材料的真实性、可信性和深刻程度认真把关；把好关键环节关，包括民主评议、民主测评、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等重要环节；把好政策关，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做到整风不整人。坚持实事求是，正确掌握政策。坚持“三不”（不争论、不刮风、不埋怨）一有（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原则，做到“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鞭挞空谈者、教育失误者、惩治腐败者、追究诬告者”。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开展“三讲”教育与当前工作的关系。突出抓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实施“三年一中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三件大事。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第二批市直单位的“三讲”教育经过四个阶段，陆续于7月中下旬召开大会并通过整改，圆满完成任务。

按照省、市委的要求，广州市属各区、县级市的“三讲”教育分别从6月15日、16日开始。广州市委常委每人分工联系一个区或县级市，亲自进行动员，加强具体指导，及时帮助解决问题；各区、县级市委也把“三讲”教育摆上重要日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门搞“三讲”；坚持突出重点抓关键，做到领导重视，组织周密，把关有力、成效明显，群众比较满意。从民主测评来看，群众对60个区、县级市领导班子的剖析材料，满意和基本满意率为100%的有40个，占6667%；区、县级市领导的剖析材料满意和基本满意率为100的占3263%，90%到999%的占6263%，没有出现不满意率超过1/3的情况。广州市各区、县级市领导班子“三讲”教育具有以下特点：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总纲，理论学习求深、求透；通过“内外”结合查摆突出问题，自我剖析材料求准求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批评自我批评求严求诚；按照“三同”要求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求真、求勤；通过整改巩固和扩大“三讲”教育成果，整改工作求快求实。广州各区、县级市的“三讲”教育，受到了中央和省委“三讲”教育检查组的充分肯定，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10月至12月底，市属10所高校，各区所属部、委、办、局以及街道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也开展了“三讲”教育。“三讲”教育期间，广州市委派出93个巡视组共505人，严把质量关，确保“三讲”教育高标准、高质量进行。通过“三讲”教育，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再教育，增强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强了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全面提高了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五)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19日至20日，江泽民总书记出席了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动员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继续在广东的深圳、顺德等地考察。24日，江泽民一行到广州考察工作，深入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集团公司，实地察看了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职工交谈，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珠江钢琴集团，江泽民总书记兴致勃勃地用珠江牌GP275大型钢琴连续弹奏了《洪湖水，浪打浪》、《黄水谣》等名曲。江泽民一行还参观了上下九路商业步行街，向广州市民表示亲切问候。下午，江泽民参加党建工作座谈会，与广百集团、广州钢铁集团、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以及海珠区南华西街等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探讨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江泽民对他们在党建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25日上午，江泽民在省委小岛中心会堂听取省委常委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6]离开广州后，江泽民一行前往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继续考察，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正在进行的广州市直单位和各区、县级市“三讲”教育，学习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月26日，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曾联合召开座谈会，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6月1日～3日，市委举行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考察广东和江苏、浙江、上海等一系列讲话，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市委书记黄华华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提高认识，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切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抓好，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各级党委中心组，要把“三个代表”作为专题安排组织学习；各级党校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入教学内容。他强调要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工作中去，落实到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7月14日，市委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结合广州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党建工作的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动学习、带头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各级党委中心组发挥学习示范作用，宣传理论部门要加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出来的新概括、新发展和新要求的研究；全市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全面贯彻、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思想统一到“三个代表”上来；坚定不移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大力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会后，市委发出了《中共广州市委贯彻〈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决议〉的意见》（穗字〔2000〕9号）和黄华华的讲话（穗字〔2000〕10号）。

为了认真学习和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市委召开了全市局级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秘书工作会议，并下发《关于广州市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安排意见》，举办两期全市性的学习骨干培训班和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系列讲座。各级党委依托党校和干部院校举办理论学习班、研讨班，召开专题讲座和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会，引导各级干部深刻领会并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在开展的市直单位和区、县级市的“三讲”教育活动，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内容。11月，广州市进行了社区“三个代表”教育活动的试点工作。广大基层党组织、社区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社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从2000年11月开始试点，2001年7月全面推开；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于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分3批在全市84个镇、5448个镇属及系统垂直管理部门、1286条村展开；2001年，团市委组织了全市性的青年“学习‘三个代表’，服务百镇千村”活动；在穗800多家国有企业也开展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题的学习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