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新的目标，新的举措

1984年4月，中央作出了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同年10月，国务院批准广州为计划单列市。中央寄望广州在改革开放中走在沿海其他开放城市的前面，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为其他城市探索出一条发展与腾飞的道路。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全面改革的帷幕。

一、全面改革纲领的提出

1984年是改革开放史上留有深刻印记的一年。广州进入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人心并不断向前发展的时期。流通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产品较以前丰富，市场逐渐活跃。这一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152.8亿元，比1978年的86亿元增长了80%，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六五计划”规定最后一年工农业总产值137亿元的指标。[1]。但是，对于改革开放的各种言论也不绝于耳。1983年夏，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登出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租界的由来”，矛头直指经济特区。各种关于特区的争论，来势汹汹对着广东而来。围绕办经济特区是对是错的问题，促使邓小平南下广东。

1984年1月24日——2月15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广东，视察了深圳、珠海、广州和顺德。经过对几个地方的走访，看到特区渔民在改革开放中生活的变化，邓小平坚定了办好特区的信念。他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1日，邓小平参观了白天鹅宾馆，说：“白天鹅好！”邓小平对特区建设和广州的改革开放给予了充分肯定，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就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沿海开放城市问题同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谈了话。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鉴于沿海大中港口城市交通方便，工业基础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科教文化较发达，有对外贸易的经验和对内经济技术协作的网络，中央作出了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期望这14个沿海城市联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并在发展科学技术，推广管理经验，繁荣国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传递经济信息，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支援和带动各自的腹地，促进全国的经济建设。中央做出部署：对这14个沿海城市放宽政策，增强其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能力，把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包括资金、物资、技术、知识、人才）扩展国外市场，同市内工业结构改组、企业技术改造、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对于广州，中央在扩大城市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以下政策和措施：

（一）扩大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权力，在扩大自主权所规定范围内的事可以自己确定，不用报到省和国务院审批。扩大自主权主要是放宽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国家授予广州市人民政府对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自主权放宽到3000万美元以下（最初为500万美元以下）。

（二）对来广州投资办企业的海外客商给以优惠政策待遇。凡属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或者客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企业所得税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

（三）批准广州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了引进四化建设急需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和新兴工业项目，以及集中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高档产品，增加出口创汇，同时向内地提供新型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传播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中央批准广州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内，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除享受老市区的一切优惠政策待遇外，其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区本身和区内企业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交通工具、办公用品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内销，执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和管理办法。

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不仅促进了广州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让广州更好地发挥了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同时上述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使广州在责、权、利上得到较为紧密的结合，对于更加灵活地运用中央赋予的“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的功能，增强经济辐射力，加快广州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在理论上有一个重大的贡献，这就是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它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今后改革的中心环节。此外，《决定》对逐步建立以经济手段和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也作了详细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尽管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还没有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但提出向着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方向进行改革，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中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转变已经开始。

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人许士杰、叶选平、朱森林向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汇报了广州市恢复计划单列的问题，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10月国务院批准广州市为计划单列市，从1985年开始在国家计划中恢复单列户头，在国家计划中将广州市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计划指标单列（财政收支计划除外），同时给予广州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同年11月5日，国务院确定把广州及市属的番禺、从化、花县、增城等四县（简称市属四县）列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这使广州市更能有效地发挥地方的自主权，充分利用广州的优势，放手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接见许士杰和叶选平时提出：“你们在现在的情况下，应当发展得更快一些，要拿点新东西出来。”[2]

12月5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做好广州市对外开放工作的报告》，要求广州更好地利用外资，努力引进先进技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并在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新产品的开发和发展在国际市场上适销对路的“拳头”产品等方面，走在沿海其他开放城市的前面。中央寄希望于广东和广州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为中国其他城市探索出一条发展与腾飞的道路。

广州市抓住机遇，切实贯彻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充分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与海外市场联系密切，以及作为广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积极地推动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使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

1985年2月4—8日，中共广州市委召开了四届五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许士杰作了《新思想、新办法、新飞跃》的报告，提出了全面展开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许士杰提出：以“三放”（放宽政策、放权简政、放开小企业）带动“六活”（搞活企业、金融、流通、建筑、科研、联合），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调整多方面关系，建立各种相应的体制，把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关于如何搞好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许士杰指出：

第一，进一步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要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坚决地把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经营管理权放下去，让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要加强企业的协调活动和横向联系，建立健全各种经济责任制，建立健全厂长（经理）负责制。

第二，搞好农村体制改革，要与城市改革协调进行，互相促进。目前以调整农业结构为重点，按照“贸——工——农”的次序安排，逐步提高林牧副渔业和工商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发展畜牧业和乡镇企业。

第三，搞好财政、金融、工资、价格管理的配套改革，要发挥好它们的经济杠杆作用。广州是南方的金融中心，要以搞活金融来带动整个经济建设。要运用经济手段，融通资金，使现有资金得到更好的安排和调剂使用。企业的工资改革和第二步利改税工作要继续进行。价格改革要适应市场调节，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扩大浮动价格产品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以便灵活地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刺激生产，鼓励先进。

第四，搞好外贸和流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政企分开，重点是简政放权。对外贸易方面，让各种专业性的外贸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专业化、社会化方面发展。流通领域方面，建立少环节、开放式的批发体系，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

第五，搞好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要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实行科研成果商品化，推行有偿合同制，克服吃“大锅饭”现象，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教育改革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逐步推行校长负责制，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加强成人教育[3]。

许士杰的报告，标志着广州全面改革的帷幕已经拉开。

二、思想解放高扬改革旗帜

任何一次社会的大变革，都是以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为先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全民的思想大解放。此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每一步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曾说过：“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有干扰和阻力。珠三角和整个广东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主要是不断地排除来自‘左’的干扰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到现在也不过时。我们党由于各种原因，曾犯过的‘左’错误和‘右’的错误，但主要是‘左’的错误。只有从失败中、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取得成功”[4]。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说：“要敢于从实际出发，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摆脱不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旧观念、旧理论的束缚，敢想敢闯，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要敢于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去人为地给它贴上“姓”什么的标记”[5]。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还是很守旧的，不敢想，不敢干，打不破计划经济那一套陈旧观念。为了鼓励大家勇于创新，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1985年，广东省委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的“八个破除”。这“八个破除”是，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个体经济、经济体制、市场竞争、领导方法八个方面，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新标准。这“八个破除”是广东和广州大胆实践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生动体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一把龙泉宝剑。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广州人民正是不断地冲破各种阻碍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想和陈旧的观念，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可以说，没有30年来的持续不断的思想大解放和观念更新，就没有今天广州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80年代初期，广州的解放思想持续了一段时期，有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是推动人们转换新观念。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些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我们思想的深处，如经济形式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配，对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对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对外贸易的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对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对物价管理的高度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而“文化大革命”更加深了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了解的，对市场经济更是毫无认识。他们对资本主义有着本能的疑惑和抗拒，对封建主义则有着怀旧和不舍。对于一些新事物，如工作重点转移、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人们看法不一，甚至持否定态度。对市场经济的特性如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物质利益这样的观念，一般的人是恐惧和不赞成。更多的人则是对改革开放心存疑惑，在工作面前缩手缩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大量新旧思想相互交锋，各种观念激烈碰撞。在这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中，各种陈旧的、僵化的思想陆续被人们摒弃，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观念及时地树立起来，形成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并逐步深入人心。

这些新观念包括：一是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正是要消灭贫穷，带领人民走上富裕的道路。因此应该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受干扰，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服务于这个中心，空喊革命口号只能是误国误民。而为了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目的，必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是坚持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改革开放，让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和竞争，在竞争中成长，在竞争中壮大，才能不被淘汰，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才能强国富民、长治久安。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应该根据排污不排外的原则，大胆学习和吸收国外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三是大力提倡适应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念、竞争观念、进取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自主观念、平等观念、利益观念和时效观念，以之取代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平均主义，清除“大锅饭”思想和过分依赖政府解决问题的思想，增强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四是广州人民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搞好，使广州经济和社会走到全国发展的前列，才能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

其次是推动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城市发展应扬长避短，各城市间应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这在今天已成人们的共识。但这个经验的获得，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广州市历来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业发达。但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把广州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来建设。从50年代到70年代，广州历次城市建设方针主要是围绕“工业基地”、“生产城市”来展开，并企求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对其商业和外贸的传统优势，却视而不见甚至着意削弱。到80年代，人们认识到，单纯建设工业城市的方针并没有使广州成为一个效益显著的工业城市，而广州本身商业、外贸和第三产业的优势却在不断失去。

从1983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发起了“重新认识广州”的系列调研和讨论。在如何确定广州中心城市的功能，明确广州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上，开展了新的探索。经过讨论，人们对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这就是：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是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历史上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是联结华南、中南以至西南部分地区的经济中心。人们还认识到，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到商品经济的制约，各个地区、各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彼此之间也有其自然的经济联系，人为地割断这种联系，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基于上述认识，广州制定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以外经外贸为导向”，“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为把广州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的内外幅射能力的、多功能的和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打下基础。”1991年初，依据这样的思想，又及时提出《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与之衔接，保持指导思想、发展思路的连续性和方针政策的稳定性。此外还有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战略草案及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划与之配套。这些纲要和规划，都明确清晰，符合实际，是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也是1978年以前近30年所没有做到的。做到了这一点，使先行地区的示范作用有可能从政策转化为现实。

第三是激励人民开拓进取、务实高效、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开拓进取的精神体现在：破除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路径选择，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道路。改革是走前人未走过的路，不可能事事都有章可循，特别是广州作为全国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有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的责任，这就更需要有勇于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如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1980年11月24日中共珠海市委汇报会上说的：“遇到大问题，该请示的一定要请示。但是，大量的问题还是靠你们自己独立负责的去解决。有些问题，要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下，变通解决。要敢于变通，善于变通。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你们就大胆办。”任仲夷就是一个勇于开拓的人，他提倡思想解放，敢于创新。他在1984年6月14日广东省委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议上说：“解放思想，要求我们对原有的规定勇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要敢于变通……农业的联产承包，就是先有实践，后有‘红头文件’的。如果大家只能办‘红头文件’中规定了的事，不再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我们的事业也就不能前进了，新的‘红头文件’也就无从产生了”[6]。

1983年2月，在市委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讨论了搞好改革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市委认为：如果思想不解放，改革工作就搞不好。解放思想主要是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改革就意味着打破老观念，冲破老框框。改革势必触及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的利益。改革有时也难免出一些毛病，甚至犯错误。市委要求大家，要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变化了的形势，从老框框中解脱出来，克服部门偏见，增加全局观念，站在改革的前列，积极推进改革[7]。1984年6月，市委书记许士杰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要改革，必定会遇到阻力。当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思想不够解放。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影响，习惯于统、管、卡。二是来自过时的规章制度。对下面提出改革的合理要求，不是从符合中央精神、有利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富民强国的原则出发，而是对照老皇历，看它是否合乎老的条条框框，死抱条文不放。三是来自部门所有制。有些人虽然口头上拥护改革，但当改革涉及本部门权益时，就顶住不办。四是习惯于吃“大锅饭”、捧“铁饭碗”，对于奖勤罚懒等做法不习惯，甚至公开抵制。五是闯劲不足，知难而退，缺乏改革者的勇气和干劲。[8]

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广州的领导和群众认为：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大方向和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事，就大胆去干。干对了的就坚持下去，不对的就及时纠正。同时还要适应形势，对过去的方针政策灵活变通。这就有了80年代初广州提出的“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山路，山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也要杀出一条血路”的说法，有了90年代提出的“凡事都要力争上游，既敢于与全国十大城市比，也敢于与珠江三角洲的先进市县比，更敢于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比”的勇气。

广州人还崇尚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少说空话，多干实事。80年代中期开始，市政府每年都为群众办实事，第二年公开报告完成情况，务求作风更加扎实，同时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80年代初，广州有“外经一条街”的创举，把10多项涉外经济事务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办完；以后又有下级向上级请示问题在一定时期内未答复即被视为同意的规定；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提出一次性修改意见，一周内批复和一天内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发给证书的“三一”要求。这种崇尚实际、不尚空谈的精神，逐渐赢得了人们广泛的理解和赞同。

改革需要胆识和勇气，改革也需要人才和榜样。在改革的过程中，历届省、市的领导注重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勇于进取、勇于实践的积极性，大力支持与保护在改革开放中敢于开拓进取的排头兵，保护与教育勇于改革而遇到困难或挫折的闯将，为他们提供英雄用武之地。对干部不求全责备，不搞形而上学。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成绩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引导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对那些因经验不足，急功近利而造成工作失误的干部，不是一棍子打死。这就使一批批具备现代知识、具有开拓胸怀与强烈进取意识的精英不断涌现，在搞活企业和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这一时期的解放思想在社会中还形成了奋斗自强的主体意识，凡事不甘居中游，靠自己奋斗走向成功，使“搏到尽”这一口头语成为广州人开拓精神的形象体现。

商品经济崇尚平等和竞争，商品经济的理念使“大锅饭”、“铁饭碗”这种旧的制度和不思进取的人，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根据广州市总工会对部分青年的抽样调查，同意“个人要在社会站住脚并求得发展主要靠自己奋斗进取”这一观点的人，1983年为69%，1985年上升到92%。[9]同时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人们说：“劳动致富，理所当然；懒人受穷，不值得可怜。”一般来说，广州人往往比较勤奋，追求效益，有着较强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用个体户的话来说，几乎天天都要搏到尽，每赚的一分钱掰开都有汗水。

广州人的思想解放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人们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理解、支持、参与改革的社会氛围，增强了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广州多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包括放开物价、推行社会保障、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等等，都没有引起社会动荡。从这个角度上说，是人们的思想解放引导并支持了改革开放的事业。人们不断更新的观念推动着社会实践，进而推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广州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幅射到全国，对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起到积极作用，“广州人精神”至今为人所乐道。

三、“摸石头”之后——目标的选择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是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过程。

重新认识广州，选择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80年代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应该怎样制定呢？在当时，广州人不仅存在着实践经验不足，并且理论准备也不充分的问题。从1978年到1984年，广州的改革基本上处于试验阶段，还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发展战略。

1979年开始，在广州农村，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城市，也进行了放权让利和搞活流通的试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经验的积累，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的一些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广州的经济结构及其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宏观调控间接化也开始为人们接受。正是有了这种社会形势的变革和人们认识上的进步，重新选择广州的发展战略、探寻合适广州未来发展的改革模式才成为可能。同时，这也是为了减少“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性，减少失误，提高我们的行政效率。

1983年，广州市委、市政府在如何确定广州中心城市的功能、明确广州经济发展的方向的问题上，开展了新的探索。从1983年到1985年期间，先后组织了有广州地区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重点围绕如何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的各种研讨会，如“关于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问题讨论会”（1983年7月）、“广州经济效益问题讨论会”（1983年9月）、“关于进一步开放、发展广州外经外贸问题讨论会”（1984年8月）、“广州市第三产业讨论会”（1985年8月）、“十四个沿海城市改革与开放理论讨论会”（1985年4月）等。研讨会从各个角度回顾和总结了广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广州，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广州发展的规律。围绕着如何认识广州，如何理解广州所拥有的优势，要把广州建设成怎样的城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广州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已经拥有了相当雄厚的工业实力，形成了一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广州应当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建设成为华南地区的大工业城市。另一种观点认为，广州缺乏丰厚的物质资源条件，但却是历史悠久的商埠，无论从交通、商品集散的走向、文化心理因素等等来分析，广州都应当既考虑工业，同时还要更多地考虑发展商业，恢复广州作为重要商业城市的地位，以更好地组织、带动城市的建设。

经过讨论，人们对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这就是：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依托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南广袤的腹地，历史上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是联结华南、中南以至西南部分地区的经济中心。广州的优势体现在：①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商品集散地。②广州毗邻港澳，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有140多万人，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也是对内对外开放和“外引内联”的结合点，是沟通东南亚、香港与内地的桥梁和纽带。③广州是我国重要的轻纺工业基地，工业结构呈轻型化。④广州在发展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和华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中的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

这些特点都说明，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广东省以至华南地区工业、科技、金融、饮食服务、交通通讯最集中、力量最雄厚的中心城市。对于广州这样一个中心城市来说，它本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它更重要和更基本的功能，是在于组织华南地区或更大地区的区域性市场，实现区域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从而组织华南地区经济的运行，达到整个区域的最佳经济效益。广州作为中心城市辐射与聚合的“功能器官”，既有赖于工业，还有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完备。

根据广州市的地位和特点，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它应当利用外资、侨资、港资，引进国外新技术革命的成果，采取建立新的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的办法，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参加国际市场分工，把市场结构转向国际化，产品结构转向集约化，城市功能转向信息化的方向过渡，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使广州经济从以国内循环为主逐步转向以国外循环为主，力争起到迎接新技术革命的一个前沿基地的作用。

这个战略目标，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以下几点：①立足广州，联系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华南地区，面向港澳，面向世界；②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改造老企业，开拓新产业，改变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逐步形成以对外循环为主的经济结构；③坚持开放，积极改革，进一步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泛开展对外经济、科技交流活动，加快吸收国外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④实事求是，注重效益，通观全局，突出重点，多层次，分阶段地实现战略目标；⑤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做到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样的思想认识，经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会议多次讨论得到肯定，为确定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订此后的发展规划打下了思想基础。

1985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下面简称《战略设想》）出笼。同年11月16~30日，市委、市政府领导朱森林、杨资元、石安海带队，广州市计委、经委、外经委、农委、商委、科委、教委以及广州市委研究室、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参加，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各部门几十个单位、首都学术界以及外省市的一些同志共43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与会领导和专家们一致认为，《战略设想》是在认真分析了广州的优势和劣势后，制定出来的比较完整而又有特色的一个发展战略。他们还从全国的发展高度对广州做出评价，认为广州是全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心之一，是全国的外贸中心，并承担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进出口业务及其他对外经济联系的组织工作，因而广州的城市功能中还应该具有一个特殊功能，即综合性政策试验基地。对于《战略设想》中提出的广州发展的总目标、总方向，与会领导和专家们提出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对发展广州的生态农业、轻工业，发展以商业、金融、交通通讯、房地产、科教、信息、旅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具体而有益的建议。北京讨论之后，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认真修改了《战略设想》，特别是对实现这个设想的步骤和需要采取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可行性研究，于1987年形成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新的发展战略提出：从1986年到本世纪末，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以外经外贸为导向，以科技、教育为依靠，以工农业为基础，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能源、交通运输业，为把广州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的内外辐射能力的、多功能的和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打下基础。

《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是对广州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比较全面的总结，是在改革开放中对广州的优势、特点和地位再认识的产物。经过对广州的再认识，广州人民形成了关于广州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它标志着广州的决策者开始从经验决策逐步过渡到科学决策，它表明广州人民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已取得初步的成果。此外，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为目的，这又是它与过去的城市发展计划不同的地方。尽管它也有不够成熟和有待改进之处，但仍不失为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和比较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

《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对至本世纪末广州的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全局性安排。它一经实施，便成为指导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促使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质的转变。

第二章 全面开展城市体制改革

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广州全面开始了城市各项改革，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这是广州大胆探索，敢于实践，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期。

一、企业改革：中心是扩权搞活

1984年4月，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在江苏常州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以搞活企业和搞活流通为重点，带动其他各项改革。

5月7日，广州市委、市政府批转了《关于第一批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请示》，批准广东玻璃厂等70家企业为第一批扩权企业，并下放给扩权企业十大权限，包括：生产计划权，产品购销权，价格自主权，资金使用权，劳动工资管理权，机构设置权，干部任免权，固定资产处置权，技术改造和引进项目审批权，对外贸易权[10]。目的是通过扩权，把企业的责、权、利统一起来，使企业既有内在的动力和活力，又有压力，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

1984年7月11日，广东省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在广州、湛江、佛山、江门4个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政府提出，要从发展城乡商品生产出发，积极搞活经济，为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探索路子，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为其他城市体制改革提供经验。广州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综合、配套改革方面充当了探路的角色。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企业。对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目标的明确，使企业体制改革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1985年2月，市委书记许士杰在《新思想、新办法、新飞跃》的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展开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许士杰提出了进一步简政放权，让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建立和健全各种经济责任制，建立和健全厂长（经理）负责制。许士杰还提出具体措施：从1985年开始，把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经营管理权放下去，尤其是财政、计划、劳动人事、奖励、外贸出口等权利放下去，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内部要建立和健全各种经济责任制，建立和健全厂长（经理）负责制，经济责任制要层层落实，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职工的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相联系[11]。

在1979年开始企业改革的时候，改革的措施是在保持传统企业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随着改革事业的深入，只是“放权让利”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备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对国营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实行租赁制和承包制，即在小企业中搞租赁，在大中型企业中搞承包。也就是说，在体制上进行改革。

1985年后，广州进行了逐级下放权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

借鉴农村改革把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验，广州市政府先后对企业下放了24条权限。在企业试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允许试点单位在生产经营、机构设置、干部任免、固定资产处理、技术改造、引进项目审批、对外贸易、资金使用、劳动管理、财政税收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开始对国营企业试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包括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一是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试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1985年8月6日，广州市在广州重型机器厂等15家市直属大型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年年底，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市属国营企业已有490家，占这类企业总数的62%[12]。1986年，增加到524家，占这类企业总数的72%。其中成绩显著的占56.4%，比较好的占40.8%，较差的占2.8%。在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同时，又推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1986年经济口有80个企业陆续进行试点。[13]

1986年12月24日，市委、市政府在广州钢铁厂召开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现场会议。这时，广州已有25家企业实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会议要求1987年底全市国营企业全部实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一定五年。1987年底，已有746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占总户数的88.3%。

二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1984年，市政府在81家工业企业中实行工资奖励改革的试点；1985年，在企业内部实行不同形式的自费的工资改革，实行厂内自费“四浮”工资（浮动定级、浮动升级、浮动工资标准、浮动职务津贴）；1986年，改进工资奖金同销售收入挂钩的办法，只挂标准工资，不挂奖金和各种津贴，搞活企业分配制度。

三是进一步硬化企业的财产约束关系。1986年，市政府在部份工业企业中结合厂长负责制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试行目标利润管理。

与此同时，广州开始整顿行政性公司，减少行政管理层次。

整顿行政性公司是搞活企业的重要一环。原有的企业管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来实现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必然会对企业管理的旧模式形成冲击，而一些行政机构却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仍然希望独揽大权。这样，企业在扩大自主权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各种干扰。为了使企业的扩权落到实处，从1985年开始，广州市对行政性公司进行了转轨变型的改革。主要是将行政性公司改为专业性企业公司，改为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或提供经济信息的企业性公司，或改为生产经营服务型的经济实体。1985年，广州市钟表、针织、染织、电梯等5家公司，由行政公司改为企业性、专业性公司。到1987年7月，广州市工业系统的30个行政性公司中，分别采取撤销、改性、合并和重组等不同方法进行改革转为企业性公司的有23个。其他系统的行政性公司也有不同程度的转轨变型。

1985年开始的改革，侧重了“简政放权”、“扩权让利”、“放水养鱼”的政策，为企业扩权创造了外部条件，使企业向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转变。它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推动了生产的快速增长和效益的明显提高。这一阶段，广州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原值、利税总额分别以年均12.20%、16.18%、16.71%的速度增长[14]。1987年以后，企业改革的重点转向完善承包责任制，为搞活企业创造新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使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1987年，广州市明确地把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年2月，市政府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以及5月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都把这项工作作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搞好广州市综合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来抓。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市委书记谢非说：“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分析，企业活力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一是市场因素，包括价格变动，原材料供应和社会对产品的要求；二是主管部门与经济综合部门的宏观调节、财税金融政策、工作效率等；三是企业的素质，如技术、管理水平等。”谢非强调：当前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1、落实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市属企业要尽快落实承包合同。包的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而企业内部也要搞好承包，把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指标层层分解到各级各个环节各个岗位上，做到“千斤担子众人挑，企业利益大家享”。2、搞活供销。企业要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制定一些搞活供销的灵活办法，加强供销队伍的建设，建立供销网络，掌握市场信息，增强应变能力。3、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委要起到监督、保证作用。4、其他方面的改革要配套，机关要为企业改革服务，要进一步搞好行政性公司的改革，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15]。

到这年年底，广州市国营工交、城建企业已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349户，占总数369户的94.58%。与此同时，相应进行了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一是是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已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的有746户，占总数的88.3%。二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当年共有236户企业、22.3万职工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分别为广州企业和职工总数的12%和28%。企业内部逐步实行岗位工资制、浮动工资制、承包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三是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实行退休金统筹制度。市属国营企业以固定工为主体的用工制度向多种用工制度并存的劳动合同制过渡，到1988年实行合同制职工8万多人，参加退休金统筹的市属全民所有制单位973户，占应纳入统筹的83.4%。四是扩大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1987年新增加11户企业[16]。

凡是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的企业，生产经营面貌都发生了较大改变。据广州市工业系统统计，1987年完成和超额完成承包指标的企业有295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96.7%。

1987年，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并建立了全厂实现任期目标的连锁网络体系，先后对管理、经营、计划、分配体制进行了改革，确立了以“一长三师”（厂长、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实行了产供销一条龙的管理方式，1987年各项经济指标均比上年大幅增长，工业总产值达33632.37万元，比上年增长35%，出口创汇36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80.5%，职工人年均收入1935.84元，比上年增长8.18%[17]。

广州钢铁厂在企业内部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后，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能耗，提高了管理水平，实现了盈利连年增长，在1983年盈利1600万元的基础上，1987年盈利5756万元，多项产品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18]。

广东玻璃厂实行全面改革之后，在产量、产值、利润、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实现了高速发展，1987年总产量比上年增长21.18%，总产值增长18.72%，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12.29%，实现税利增长12.47%。在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各项消耗明显下降，1987年节约油、碱、电、水共193万元，成为全国同行业中产量最高、能耗最低、效益最好的企业[19]。

五羊牌自行车成为广州市加快发展的拳头产品，为五羊牌自行车生产零件的厂（社）发展到12家。1981年，五羊牌自行车被轻工部推荐为全国自行车5个名牌产品之一。1982年，广州自行车工业公司被评为国家一类企业，五羊牌自行车被评为国家一类产品，1986年，五羊牌26寸系列自行车荣获国家银奖。1988年，广州自行车年产量发展到250万辆，产品有6个系列100多个品种。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广东五个有自行车的家庭，其中有一辆就是“五羊”。

冰箱是广州另一个拳头产品。说起冰箱，几乎无人不知道“万宝”。因为是全国第一批商业化批量生产的冰箱，“万宝”的迅猛发展在全国几乎是独领风骚。在当年，购买这种大型电器，完全是凭“票”销售，没有万宝集团发出的“冰箱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手头有一张“冰箱票”，随手就可以卖到200元。1988年，万宝电冰箱的销量达到了顶峰，当年生产101．3万台电冰箱，仍然供不应求。万宝电冰箱成了那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在发展拳头产品的同时，广州也对困难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到1991年底，共有106家优势企业兼并3134家困难企业，对60万平方米厂房、13277万元固定资产和2.4万名职工进行了重新配置[20]。1989年4月，成立了广州企业产权服务公司，企业兼并工作纳入规范化。

全面改革为企业带来了活力，为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据调查，企业体制改革后，企业活力比以前增强的占92%[21]。1987年，广州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都提前实现了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22]。

1988——1991年，广州市委、市政府继续在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上进行探索。1988年5月3日，市委颁发了《关于理顺企业内行政、党组织和职代会之间关系的意见》，提出：进一步确立厂长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厂长对企业实行全面领导的中心作用；进一步明确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进一步强化职代会职能，充分发挥职代会的民主管理作用。1988年6月17日，广州市政府作出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完善和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落实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扩大资金使用权；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进一步落实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劳动人事权、企业分配自主权；严格执行《企业法》，尊重企业的权利。1991年，市政府又先后颁发了《关于当前搞活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关于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增补自有流动资金的意见》和《关于办理“搞活我市国营、集体大中型企业，救活国营、集体中小型老企业，为平等竞争创造条件的议案”的实施方案》。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搞活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使企业在公平竞争、实现自我发展上更有章可循。

1990年底，广州市大部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第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期满，并进行了第二轮的承包。1991年，广州选择了16家企业进行第一批放开经营、综合改革试点。试点企业在落实《企业法》赋予的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可以在富余人员的安排、工资总额、税收等方面有所突破，从而探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路子。

1991年，广州市工业总产值达到537.34亿元，比1978年增长4.09倍，平均年递增13.33%，增幅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数8.77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十大城市第4位[23]。

二、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财政支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杠杆之一，而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财政金融搞活了，整个经济也就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广州围绕着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不断加大对财政金融改革的力度，使供给型财政朝着经营管理型财政转变，也让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财政由中央高度集权，地方政府和企业没有经济自主权，财政支出基本上采取单一的无偿调拨办法，拨款和用款双方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也影响了地方理财的积极性，束缚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979年，中央决定对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财政上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缴，5年不变”的大包干政策，根据划定的收支范围确定上缴基数，一定5年。1980年，广东省要求各地根据这一办法，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这年8月1日，广东省政府发出《关于广州市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通知》，决定按照收支范围的划分原则，确定广州市工商税收入全部上缴数，固定收入广州市留成82%，上缴18%，一定两年。这是最初的包干制。1981年2月，广州市实行将支出基数与固定收入基数或调剂基数挂钩的“一边挂”包干制。

1982年起，广东省对广州市的预算管理体制改为“全额分成”，以预算收入（包括企业收入、工商税、农业税和其他收入）的32%留市安排，以1981年收入为基数，每年递增6%，超收部分一半留市，一定三年[24]。

财政体制的改革意义重大。新的财政划分和财力分配的改革，使广州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正是有了财政的支持，广州的体制改革才有了物质基础。同时，财政改革涉及到计划、基建、物资、企业、事业等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坚持财税政策前提下灵活，保证国家收入基础上变通”的原则下，广州市财政局积极支持老企业改造，支持搞活经济。包括：财政、银行通力合作，多渠道筹集了3亿多元资金，为老企业改造和搞活经济服务；放宽政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到1984年底，共发放贷款25773万元，已完成投产并归还了贷款17487万元，核定小水电贷款6439万元，已建成小电站44座，装机容量64478千瓦。此外，在税收上还支持了集体企业的发展。[25]

1985年，广东省对广州市实行“核定基数，增收分成，定额上缴，一定5年”的体制，对于超过基数的增收部分，上缴省财政40%，自留60%。到1988年又改为“定额上缴，超收全留，以1987年上缴广东省18.34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6000万元”的办法。根据这一政策，广州市实行全市财政预算和结算，明确划分市财政收入和支出范围。

财政分级大包干的实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六五”期间，广州市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幅度都超过11%。在此基础上，各项税收平均每年增长24.44%，地方财政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26]。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资金来源拓展，对搞活经济、加快发展有重大意义，也为改革开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在保证了上交任务之后，广州广开财源，增加收入，控制支出，并大力发展基金型财政。正是凭借这些经济实力，广州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住房及安全保障等公共事业进行投入，并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名优产品和原材料、能源工业的发展，保证了重点建设项目投资、支农投资的资金需要，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后劲，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1980——1991年，市属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99.36亿元，是前26年累计投资33.29亿元的8.99倍。[27]与此同时，广州财政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1979——1990年，广州对中央和省财政累计上缴超过200亿元，年均15亿元以上，1989年曾上缴近26亿元之多，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0%以上[28]。由于自留的绝对数也有较大增加，做到了既贡献全国和全省，又减少了国家和省对广州的投入。

与此同时，金融改革也在进行。

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只是货币发行公司，是政府的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1979——1984年，为了改变“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广州执行了“差额包干”的政策，其内容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这就改变了过去重贷轻存的局面，调动了银行组织资金来源的积极性。5年中，广州各家银行的存款来源增长了56.89亿元。同时，广州金融开始了改革的步伐，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设，成立了广州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以后又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珠江分行与香港广东省银行联合的财务公司等。各家银行在积聚和用活资金、支持经济发展上做了大量工作，对搞活企业、改造老企业、搞活商品流通和繁荣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是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扩大了信贷资金的来源，支持了企业发展经济。同时突破了只办流动资金放款的框框，开办固定资产贷款，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到1984年底，广州各银行存款总额100.6亿元，各项贷款总额101.9亿元。

二是开办金融信托业务，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包括：以灵活多样的方法广泛征集长期稳定的资金；办理单位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业务；办理设备租赁；开办补偿贸易贷款；办理投资性贷款；银行与企业合作经营投资业务，支持科技事业发展；开展房地产业务；开展金融“内联外引”，为企业改造和发展经济服务；开展信用签证业务；发放各类垫款、贷款，为搞活经济，发展交通服务。同时还向金融企业发放贷款，积极支持与引导社会集资活动。

三是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支持第三产业发展。包括：办好商业中短期设备贷款，支持商业、服务业发展。到1985年初为止，已发放商业中短期设备贷款140项，金额8007万元；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政策，扶持个体经济，1980——1984年底，对870户个体商业户，发放了132万元贷款；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支持商业开展议价购销活动；支持商业开展多种形式联合经营；支持商业增设网点。

1986年1月，广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金融体制改革5个试点城市之一。这时广州正在进行全面改革，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而筹措资金光靠财政拨款是不行的，必须靠社会信贷资金。如果能够把群众手中的钱（消费资金）转化一部分成为生产资金，把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金，并把它放到生产建设上，就能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否则，也可以冲击市场。按照市委要“搞好财政、金融、工资、价格管理的配套改革，要发挥好它们的经济杠杆作用。广州是南方的金融中心，要以搞活金融来带动整个经济建设。要运用经济手段，融通资金，使现有资金得到更好的安排和调剂使用”[29]的指示，从1986年起，广州市围绕发挥银行筹集融通资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金利用率和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方向，对金融体制改革作了一些探索。

一是建立和拓展了资金市场。1985年，广州市开始建立证券市场。1986年1月，建立了外汇调剂市场。1986年10月，广州成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广州金融同业拆借中心”，把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家专业银行联结起来，并与全国各省银行沟通信息，促进融通。同时开展了票据承兑、贴现、再贴现业务。1986——1990年广州金融同业拆借市场共拆进、拆出金额216亿元，商业票据贴现市场共承兑贴现金额6.76亿元，证券市场发行证券79.71亿元，证券转让成交7.2亿元[30]。二是发展了各种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等。在各专业银行之间，开展了适当的业务交叉，允许人民币和外币储蓄业务、外汇业务交叉，打破垄断，推动竞争。到1990年，广州已成为珠江三角洲及华南地区的金融中心，全市金融机构1072个，众多的金融机构，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广州市改革了资金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体制和银行内部的经营机构，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管理，试行了目标经营责任制，建立以行长负责制为中心的各种经营责任制，并加强和改善了金融的调节机制，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调控作用，搞活了资金。

灵活融通资金是广州市搞活资金的重要措施。通过积极筹集融通资金，金融业为广州市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资金环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金融业坚持对能源、交通、盈利技改项目优惠贷款，对不适合广州发展的项目、亏损项目严格控制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工业生产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经过上述改革，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简单地起会计、出纳的作用，执行国家计划分配资金的职能，转变为相对独立地行使货币政策职能、调节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

1985——1988年，广州市还对计划、税收等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总量平衡，减少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市场调节范围。1988年，广州市工业品和社会商品中指令性计划已减少到2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中央和省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在减少直接控制的同时，以金融财税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开始发挥作用，从而建立起以财政、信贷、价格、工资等方面的新政策指引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

三、推动横向联合，发展企业集团

改革开放以后，广州逐步成为一个商业发达、工业门类较齐全、技术较先进和资金较充裕的城市。但同时广州又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严重不足的城市。这种不足束缚了企业，也制约了广州经济的发展。由于我们企业的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地区封锁，部门所有，企业不能根据需要，自主地组织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生产和经济技术协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形势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冲破这种束缚，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拥有原材料和能源的部门和地区发展横向联系。

适应这种需要，1984年5月，广州市政府设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代表市政府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全市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进行咨询服务工作，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研究经济技术协作问题，使横向经济联合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规定，提出“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横向联合的原则。同年4月，广东省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会议部署了广东省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着重研究了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推进城市改革的问题。省长叶选平指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它的主人翁是企业，要以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基础。根据这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原则，广州市把促进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同落实企业联合经营的自主权结合起来，通过制订措施，提供政策保证，组织经济技术洽谈会和成果展销会等形式，为企业搭桥牵线，推动企业实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的横向经济联合。这年年底，广州与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签订协作项目1173项，总投资4.33亿元[31]。

在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广州市的横向经济联系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发展模式。

1、科研与生产的联合

到1986年，广州已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236个，主要从事协作开发、科研生产经营、科技服务经营、工程承包、新兴技术开发等。横向联系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了新产品开发和企业技术进步。广州市化工系统有25个企业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建立了联合协作关系，签订合同84项。1987年，广州市建立科技生产联合体144个，比上年增加61%。在技术协作中，广州市一方面注意用先进的技术带动名优广货开拓市场，如亚洲汽水厂通过技术转让、输出、合作等形式，在各地建立19家分厂，使其产品占领市场并享有较高的声誉。另一方面，着力于促进科研和经济紧密结合，如珠江电化厂与北京化工学院合作研制的氯化聚丙稀，既填补了国内空白，又实现了替代出口。他们还与国际贸易信托公司，研制出国际市场需要的过硫酸铵。通过科研生产协作，该厂在1987年创产值160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51%，利润超过10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4倍多。

2、企业集团的产生

横向经营联合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加强了专业化协作，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集团应运而生。1985年以后，广州开始建立了一批各种类型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1986年，按照广州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广州市在工交系统的12个局（总公司）中，建立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的经济联合体363个，实施项目147项，投资额7174万元[32]。其中有以名优产品为龙头，按专业化协作组织的生产经营型的企业集团；有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实行合理分工、相互配套的制造集团；有以综合开发资源为特征的企业群体；有以“一条龙”配套承包服务型的企业群体等。其中“万宝家电集团公司”是以广州市万宝电器工业公司为依托，有53个企业参加，横跨南方9省（区）、市的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组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如以广州立德粉厂为龙头组建的东方立德粉集团公司，参与投股的10家企业，横跨8省10市，均为我国立德粉主要企业，是盈利大户和我国立德粉主要出口企业，它集零为整，以雄厚的力量，使立德粉产量扩大到15万吨，增强了立德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可以与联邦德国萨奇宾公司为首的西方势力对垒抗衡。

从1985年——1991年，广州市先后组建了44个企业集团。这些新型的大企业集团的建立，对条块分割的旧体制有着较强的冲击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们在企业规模效益的发挥、生产力的合理组合以及占领国内外市场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物资协作共同发展

能源、原材料短缺是广州市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1986年，广州市通过联合办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技贸结合等形式，先后开发、建立能源、原材料基地34个。市金属材料公司先后与马鞍山钢铁公司、昆明钢铁公司、湘潭钢铁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单位联合，出资2.7亿元组织50万吨钢材。广州市以入股方式投资1.2亿元人民币，与河南省联合兴建中原石油化纺工程。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每年在原材料供应上缺口很大，这家公司贷款1700多万元，与河南、贵州、湖南等地企业合作，开辟了5处原材料供应基地，解决了其生产所需的焦炭、生铁、硅铁等原材料，保证了正常的生产经营，并降低了材料采购成本。仅降低成本一项，1985年达73万元，1986年达101万元，1987年达200万元以上。

从1985——1988年，广州市物资协作金额达17.88亿元，协进钢材49.62万吨，水泥37.1万吨，木材17.55万立方米。到1988年，广州市已签订物资联合开发合同的计划投资额达5.5亿元。根据协议内容，在今后20年内广州将获得价值几十亿元的原材料供应。

4、城乡经济联合

城乡经济联合是广州以市带县的一个途径。广州通过产品转让、零部件扩散、带料加工、定点配套、联合经营等形式，使“龙尾”下乡，扩大乡镇企业为城市工业配套的比重，特别是在资金、能源、原材料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把城市企业在产品、技术、人才上的优势，与乡镇企业的场地、劳动力的优势结合起来。新丰县是远离广州市的贫困山区，1985年后，新丰县在与广州市企业的横向经济联系中，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广州铁合金厂与新丰农机一厂通过合作，联合生产硅酸铁，广州铁合金厂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支持，换来生产急需的硅铁，而新丰的矿石和丰水期多余的电力也得到利用，并使新丰农机一厂成为新丰十大工业支柱产业之一，1985年这间工厂仅投产5个月，就获利17万元。到1986年，新丰县工业企业通过与广州及其他地方企业协作，增加了14种产品，工业总产值比1984年增长了2倍。1986年，广州与市属8县进行城乡联合项目已投产78项，在建33项。广州乡镇企业与城市各行业配套生产的产值每年达5亿多元，仅白云区、天河区和芳村区乡镇企业为城市工业加工配套的企业就有上千个，其收入占三个区乡镇企业总收入的26%。1986年，市科技部门组织城市技术、人才、信息向农村转移，先后举办了横向联合会、农村技术市场交易会等，鼓励和动员技术下乡。市机电研究所与番禺县市桥镇工业公司14个厂联合，向它们提供信息、科研成果、技术转移等，双方都得到了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1987年2月，广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城乡结合办工业的决定，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带县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调动了城乡双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1987—1988年，广州市与郊县签订城乡联合项目638项，总投资金额29亿元[33]。广州市的城乡联合出现了规模大、档次高、速度快、效果好的局面，推动了广州经济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5、流通领域的联合

到1986年，广州已建立各种商业联合体375个，一年的联购联销额约10.8亿元。南方大厦百货商店与全国12家大型百货商店组织贸易联合会，开设联营商场，经营广州优质名牌产品，取得较好的效益。广州服装工业公司与北京第二印染厂、石家庄第一印染厂、常州东方红印染厂、广东省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等5个单位成立联营公司，形成纺织、服装生产、外贸出口“一条龙”，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广州市副食品公司在各地开设致美斋外销店（点）410个，年销售额1336万元，为“广式调料”开拓了市场[34]。

1987年4月26日，广州市政府印发了《广州市关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试行办法》，指出：横向经济联合不受地区、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可以采取紧密型、松散型等多种形式，以促进地区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为目标，以搞活大中型企业为重点，逐步形成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新产品为龙头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35]。广州市领导还指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是搞活企业、发展工业的重要途径，并把更积极有效地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作为在深化改革中走以内涵为主扩大再生产的工业发展路子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广州还积极支持外地在广州设立办事处。

1987年，广州市与外地的横向经济联合有了新发展。这一年，全市与29个省、市、自治区加强了横向经济联合，实施经济协作项目1583项，总投资额70681.47万元。

1987年7月，湖南省经济技术协作代表团在省长熊清泉的带领下，到广州市与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会谈，共商粤湘发展大计，湖南方面提供了近200个项目与广东合作，其中55个项目是与广州市合作的。

1990年，广州市与各地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5609个，运用资金总额31.95亿元，全部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4.48亿元，收入税利12.16亿元[36]。事实证明，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是广州市扬长避短，促进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广州市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四、进行“合股经营，共负盈亏”的股份制试点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大幅度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搞活国有企业作出了阶段性的贡献。但是，它也有着诸多的不足，如不能从根本上明晰产权，承包期间企业获得的只是资产的使用权、产品供销权和经营自主权等等，而不能从根本上确立资产增值和有效经营的责、权、利关系，并会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而股份制能使企业产权明确化，有利于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解决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一些弊端。1984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企业股份制试验。

广州市是全国最早进行企业股份制试验的城市之一。从1984年起就逐步开始了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和建立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证券市场的多种试验。1984年，我国金融改革的试点城市尚未确定，广州市商业、电力部门的几家企业率先引进了股票、债券集资，后来逐步增多。到1985年7月，广州地区订有正式章程发行股票或债券的企业有30多家，遍及轻工、二轻、建材、电子、纺织、橡胶、能源、交通、房地产、市政建设、商业、旅游、金融等行业[37]。这些集资是自发的、非规范的社会集资。1985年底，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广州市企业股票、债券管理试行办法》，这个文件对促进社会集资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年年底，广州绢麻纺织厂等广州市首批3家企业试行股份制，吸收本企业职工投资参股，在资产构成上增加了个人股金成份。3家企业共集资651万元，相当其自有资产净值的21.61%。它对解决企业资金不足，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促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起了好的作用[38]。1986年底，广州又批准了9家国营企业试行股份制。上述12家股份制试验的企业主要采取了三种形式：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如万宝电器集团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如广州绢麻纺织厂、南方大厦百货商店等；社会公众持股的股份制，如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7年，东华实业率先向社会公开发行首期1000万元企业股票（每股1元），形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有3600名股东参与投资的股份公司。

说起东华实业，可能不是所有广州人都知道，但提起该公司开发的东湖新村、五羊邨，恐怕无人不晓。在融资方式的探索上，东华实业至少创造了3个第一：国内第一家采用引进外资经营房地产的公司，第一家发行公司“股票”的企业，广州市第一家规范的股份制公司。此外，东华实业还有两个第一：1979年，东湖新村开工建设，是全国第一个商品住宅项目，也是第一个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这一系列的创举撕开了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一个口子。1989年，东华实业“私自”发行了3000万股股票。当时社会对股票的认可度还相当低，上世纪90年代初在社会上炙手可热的原始股，1989年被看作“异物”，人人都害怕沾上它。东华实业只好采取剔除红利，先支付比银行利率高的“利息”的办法安定人心，消除股民没有回报的担心。

1993年，东华实业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交易，许多市民借身份证、全家排队买股票。虽然当时东华实业发行的股票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流通股票，但这种在当时非常大胆的融资方式仍然被大家所认可，东华实业也因此被认作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

到1986年9月，广州各种集资单位已达600多个，发行股票、债券1.3亿元[39]。

此外，1987年4月，广州市近郊天河区的登峰、杨箕等村开始试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村民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分红。这是广州农村最早的股份制改革。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兴起，分散的农户有了联合起来办实业的要求，股份制应运而生。广州市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1991年，天河区全区推行股份合作制。

五、发展多种经济，重塑市场主体

1985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问题专题研讨会。会议认为，必须把所有制结构改革放到重要地位，使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同所有制结构改革结合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方向，应是在发挥全民所有制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更加适合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中，进一步阐明了共同富裕和承认差别的关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才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这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在中央文件里首次提到“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第一次论述了中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和党对私营经济采取的政策。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代表大会上首次承认并允许私营经济发展。1988年，私营经济的权益被写入宪法。

改革开放以后，广州把大力发展多种经济，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劳动者内在活力，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动力，发挥多种积极性，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迅速发展。

一是放宽政策，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广州市轻纺工业发达，中小型企业占多数，集体经济比例较大。但过去集体经济是统负盈亏的企业，企业和职工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市对集体经济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把一部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国有企业，如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转为集体所有制或集体租赁、承包经营；把原来并入公私合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小商贩近10万人恢复为自负盈亏的个体户；对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劳分配；实行企业内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浮动工资制；实行股份制。上述措施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经营灵活、适应能力强的优势，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86年，广州市集体工业企业有3043户，工业总产值45.29亿元，职工46万多人，占全民和集体企业总人数的36%左右；集体商业网点比全民所有制商业网点多一倍半，零售总额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4%。

与此同时，广州市的个体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个体经济，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了政策优惠，积极引导和扶持，如放宽雇帮工、带徒弟的界限，放开上市商品的经营，允许农副产品长途贩运的批量销售，允许农民经商，以及税收上的减免。1986年，广州市个体商业网点是国营、集体的2.2倍，饮食业网点是国营、集体的2.8倍，服务业网点是国营、集体的1.8倍，修理业网点是国营、集体的5.7倍[40]。到1987年，广州有个体工商户11万多户，从业人员17万多人，分别比1979年增长21倍和29倍[41]，个体商品零售额及集市贸易额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4。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部分个体经济发展成为私营经济，广州市私营经济逐渐成长壮大。1988年，市政府颁发了《广州市发展私营企业的若干规定》，对私营企业采取扶持政策。这一年，全市有579户私营企业，总产值924万元，营业额1999万元[42]，其经营范围包括服装、手袋、电器、五金、首饰等，并开始向科技领域渗透，其标志是广州市第一个从事科技研究的个体“克火神”消防器材研究所出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

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其在广州经济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对广州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发挥着积极的补充作用，主要体现在：

疏通流通渠道，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到80年代中期，参与城乡市场交易的主要是个体商贩，他们经营的主要农副产品如菜、肉、蛋、鱼等的比重已超过了国营。一些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也主要由个体户经营。

发展生产，特别是恢复和发展了传统工艺品和地方风味小吃。随着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一些新潮时尚的工艺制作如服装、婚纱等行业开始出现，传统小食品如百岁鸡、太爷鸡、银丝面等逐渐得到恢复，大大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的要求。

补充了国营和集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的不足，同时也促进了国营和集体企业改善经营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它对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是发展“三资”企业。

“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是广州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1979年以后，广州发挥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中央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在全国大城市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并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广州解决了“吃、住、行、打电话难”的问题，有效地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1979——1987年，广州共签订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补偿贸易和外商独资经营合同650项，居全国沿海开放城市首位[43]。“三资”企业没有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起到补充作用。1991年，“三资”企业已遍布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交通、邮电、旅游服务以及文教、卫生、体育、市政建设等各个领域，其中有一大批大中型骨干项目和技术先进型、出口创汇型企业，为优化产品结构、带动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扩大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打下了基础。

1991年，广州工业总产值达到537.34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个体、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三者的比重为54.88：14.73：30.39。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7.40亿元，国营商业、集体和合营商业、个体和私营经济三者的比重为49.5：22.1：28.4。[44]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和提高就业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政治制度，是脱胎于战争年代根据地的体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突出阶级职能而忽视管理职能的特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过去长期形成的产品经济体制逐步打破，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现行政治体制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严重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1988年1月，根据中共十三大提出的要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精神，市委制定了《广州市1988年政治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提出抓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搞好党政职能分开。在市一级，要理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司法机关、群众团体的相互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企业，进一步实行和健全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转变企业党委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

二是进一步下放权力。进一步扩大区、县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组织的作用。

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具体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制度、对话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和基层民主生活制度的建设。

四是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同年5月，市委颁布了《关于理顺企业内部行政、党组织和职代会之间关系的意见》，明确指出：确立厂长在企业全面领导的中心地位；明确党组织在企业的监督作用；强化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作用。这是具体指导企业党政分开的文件。

80年代中期，广州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到1991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主要抓了两头，一头是党政机关，一头是企业。1988年，市委、市政府全面实行党政分开，把市委应属政府部门管理的工作划归政府部门负责。通过进一步明确党政机关的工作职能，改善领导方式和方法，完善各项规则，在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走出了改革的一步。在企业方面，从1984年6月开始，广州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从而开始了企业的党政分开工作。1988年，广州基本完成了在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的改革，党、政、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通过搞好企业内部党政职能分开，健全党务机构，充实政工队伍，理顺了企业党政工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厂长的中心作用、职代会的民主管理作用得到加强。

第二、公开办事制度，加强廉政建设。1988年6月，市委在越秀区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和手续、公开办事人姓名、工号和职责、公开办事结果的“四公开”试点，同年10月在全市铺开。这一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党政机关保持廉洁，增强了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1990年，在“双评”活动中，群众对执法、行政管理和公用事业单位的服务满意率达到92%。

第三、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7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提出今后“对重大问题要逐步做到‘三不决策’，即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咨询论证不决策，不制定两个以上方案不决策”的决定，逐步形成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为了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落到实处，市委、市政府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发挥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参政作用，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形成制度。

此外，市委、市政府还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协商活动，如“市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等活动，活跃民主政治生活。1987年3月，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基层评议机关、群众评议服务单位的“双评”活动。

第三章 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推动开放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广州人从开放中开拓了视野，转变了观念，引进了市场机制，发展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建立了灵活高效的管理方式，并在开放中投身国际社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一切，使开放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量。

一、以外经外贸为导向

继1984年4月，中央做出了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后，1985年，根据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央决定了三个对外开放经济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从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

为了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步伐，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外经外贸为导向”的发展战略，1986年9月，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制定了《广州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设想》，其总体战略方针是：充分发挥广州优势，引进国外技术，多层次地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按“扬长避短、适销对路、发展港澳、开拓远洋”的方针，全面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同年12月，在中共广州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市长朱森林提出：“以外经外贸为导向，带动国民经济向外向型方向发展，不仅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而且是广州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广州作为对外对内开放和‘外引内联’的结合点，不但应当而且可以在外经外贸的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45]

根据中央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广州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外向型经济，促使广州的经济结构向开放型、外向型发展，使对外开放成为广州经济发展中最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

能源方面。1985～1988年，广州投资于电力建设的资金近千亿元。“七五”期间，广州新增发电机组容量91.93万千瓦，1990年全市供电量为52.77亿千瓦，比1985年增长29.77 %。到1990年，除市区用电尚有缺口外，市属四县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供电量已基本满足。珠江电厂第一期6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机正在建设并于1992年建成发电，第二期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也正在筹建，广州发电厂的热电并供工程已建成使用，随着这些设施的建成使用，广州电力供求矛盾已得到进一步缓和。

交通方面。到1990年，广州水、陆、空交通设施有较大改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大大加快。公路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以干线公路为骨架、县乡公路相贯通、安全顺畅的公路网络。市内新开和扩宽了一批马路，城市道路总面积为1085万平方米，道路长度为945公里，先后建成广佛高速公路及广州大桥、洛溪大桥、海印大桥等大型桥梁和多条高架桥；铁路方面，已建成广茂铁路和衡广复线。广州站成为京广、广九、广茂线的交汇点，通过这些交通动脉，可与国内各地和香港连接；港口方面，新建了一批港口码头，全市已有码头泊位达7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码头泊位22个，千吨级以上30多个，港口吞吐量增至5099万吨；空运方面，开设国内国际航线96条，其中国际航线13条，国内航线83条，白云机场是我国最大的航空港之一，旅客运输量及每天飞机起降架次均居全国民航各机场的首位。它使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枢港。

邮电通讯方面。广州重点建设了微波通讯和开通了数字程控电话，市区电话交换机总容量1990年达到31.2万门，市内电话机总数达33.79万部，电话普及率增至每百人9.5部。同时，通过补偿贸易等方式引进了17万多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率先实现电话程控化。1990年，广州长途电话可以直拨24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450个城市。国际特快专递可通达173个国家和地区，电讯业发展速度居沿海开放城市的首位。

原材料供给方面。广州市集中了一部分外资和市财政用于重点原材料工业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材料供给。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突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除极少数国家指令性计划物资外，几乎所有物资都可进入市场自由购销，从而促进了一个多形式、多渠道、开放性的原材料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许多企业能根据生产需求，择优择廉选购各种原材料，初步缓解了长期以来原材料供求的矛盾。

服务业方面。80年代初期广州先后与外商合资、合作建成了一批包括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等具备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四家五星级酒店宾馆，同时新建或改造的接待外国人士和港澳台同胞的宾馆、酒店有50多家。至1990年底，全市共有涉外宾馆、酒店106家，其中有一批酒店的管理和服务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广州拥有的宾馆、酒店数量及出租小汽车数量均居全国各城市的首位。此外，还建成了一些现代游乐公园和体育、健身场所，并基本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通联省内各风景区的旅游网络。

能源、交通、通讯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但初步保证了广州外向型经济产、供、销、运输、出口等各个环节的衔接，也从此改变了广州在食、住、行方面的落后状况，使广州在为外商提供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其次是在管理体制方面，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管理上过多的行政干预，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办事人员官僚作风严重，曾经是80年代初期广州的一种弊病。当时审批一个外资项目要经过十多个手续，要盖几十个公章，所有程序办下来往往要半年几个月。这样的办事效率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不仅使企业会坐失商机，也影响和淡化了企业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1984年以后，广州市利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注重按国际惯例办事，取得较好效果。

一是改革旧的管理体制。根据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的原则，广州市下放了项目审批权，包括物资设备、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利用外资项目等，都实行分级分类审批，企业内部有生产经营自主权，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自营出口，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1984年，广州市制订了《广州市利用外资项目审批程序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广州市的各区、县、局(总公司)可以审批投资总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番禺县在400万美元以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以及其他技术引进项目。同时公布了广州市《关于试行外汇和人民币综合补偿的暂行办法》，其目的在于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问题，让出一些国内市场，以市场换技术。为了鼓励华侨和港澳、台湾同胞来广州投资，还制定了《广州市华侨、港澳同胞投资优惠暂行办法》，提出10多条优惠措施。

1988年6月，广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简政放权，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若干规定》：“凡是企业自筹资金，自行平衡外汇，吸收外资，自借自还，不需要市担保，自行落实各项配套条件，不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符合国家和市项目审批等有关规定，总投资在2000万元以下(吸收外资项目总投资500万美元以下)的基建和技术改造经营性项目，市计委及有关委办不再审批项目书、设计任务(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由企业自行决策，自担风险。用自筹资金建设的总投资500万元以下的非经营性项目，由区、县、局(总公司)审批，报市计委备案。凡在市属范围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补偿贸易等市属项目，符合中央有关利用外资的规定，不需要国家和市综合平衡，具备生产条件和自行偿还能力的，区、县、局(总公司)的审批权，从原来的总投资200万美元以下扩大到500万美元以下。”[46]

二是建立了各种服务机构，提高办事效率。1985年，市政府集中了市外经贸、工商行政、税务、劳动、银行、保险、海关等管理部门的人员在东方宾馆创办了广州对外经济事务总汇(又称“外经一条街”)，共同为外商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以前需要半年几个月时间才能办到的事，现在一、两个星期内办完。1988年5月1日，在“外经一条街”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让外商投资兴办项目的手续在一个屋檐下办完。此外还成立了市外商企业物资服务公司、外资企业产品物资贸易中心和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定期举办“政府与外商投资企业对话会”、“新闻发布会”等，互相通报信息，增加了解和合作。

三是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广州市除了切实贯彻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外，还制订了一些地方涉外经济的行政规章，以适应地方的建设特点，如《广州市鼓励外商投资的实施办法》(1986年)，《广州市关于国内企业利用外资的优惠规定》(1987年)，《广州关于引进技术设备消化创新的管理办法》(1987年)，《关于鼓励区、县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1987年)，《广州市出口生产企业实行外向型经济管理的试点办法》(1989年)，《关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18条措施》(1991年)，《关于土地使用权有期限有偿转让办法》(1991年)等等。

四是致力于人员素质的培训，目的是提高干部、职工的管理水平和技术素质。80年代中后期，广州在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培训中心，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分层次地对干部、职工进行管理和技术上的培训，或派员工到国外、港澳地区进行业务培训。先后举办过中方经理培训班、利用外国政府贷款讲习班、外经贸管理班、国际贸易班等，并针对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农村青年比例高，文化和专业结构不适应现代化企业要求的状况，分期分批地选送参加各种对口培训。通过种种的途径，逐步培养出一批懂得现代管理、熟悉国际市场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能适应出口生产技术要求的工人队伍。

以上这些软环境方面的建设，使中央的开放政策和地方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加具体化、实用化，也使广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为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在宏观调控方面引导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走向。

宏观调控包括外资投向的引导和外贸的管理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改善广州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商，广州市政府把利用外资与改善环境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因而吸引了相当比重的外资投向宾馆、饮食、出租汽车、洗衣、维修以及通讯等行业，有效地改善了广州市的投资环境。到1987年，广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已走到全国的前列，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食、住、行等工作和生活条件。进入“七五”期间，广州市开始加强了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引导，从广州经济发展总体需求出发，制定了全市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指导性计划。

在外资的投向方面。从1986年开始，广州根据国民经济规划的要求，积极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鼓励产品外销的出口导向政策，把利用外资与广州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如能源、交通、港口等方面的建设，把引进外资的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型、技术型和出口创汇型项目。1986年审批的生产性项目比重，由1985年的40%上升为70.43%，签订了一批大型生产性骨干项目，如黄沙水下隧道工程、中密度纤维板等项目。一批大型的生产性骨干项目已进入生产，如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华美洁具有限公司、广英纺纱有限公司、广州埃特尼特有限公司等。[47]1987～1990年，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生产性项目比重节节上升，1990年达到97.2%，基本实现了利用外资以生产性项目为主的转变，使广州市利用外资工作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48]

在利用外资加速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1986年，市政府就把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纳入广州市国民经济总体规划，1987年市属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改造老企业的项目共48项，占项目总数的41%。这一举措为广州增添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效益好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如广英纺纱有限公司、华美洁具有限公司、新东方厨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广美香满楼畜牧有限公司等，都是把引进项目与老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

广州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主要有以下8种形式：一是全厂合资型(如广州钢铁厂)；二是一厂两制型(某一些车间或分厂与外商合资，其余仍按国有或集体企业现行制度运作)；三是多枝嫁接型(1个企业同时与几个外商签订合同，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四是厂房租赁型；五是易地改造型(如广州肥皂厂利用美国P&G公司和香港和记黄埔的资金、技术设备，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起全新的厂房设备，开发出海飞丝、飘柔二合一等洗发剂，出口海外市场)；六是全新型(如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完全是一个新建的合资企业)；七是两步到位型(先与外商搞来料加工，逐步向高层次发展成合资企业)；八是补偿贸易型(利用外商的技术设备改造老车间，以产品分期偿还债务)。[49]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有效地调整了广州市的产业结构，提高了产品的档次，增强了发展后劲。80年代中期利用外资后，相继出现了标致汽车、广日电梯、乐华电视、洗涤化妆品、不锈钢厨具、美特容器、膨化食品等一批新产品。到80年代末，广州市利用外资企业中属技术先进型和出口创汇型的企业近200家，走在了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

与此同时，广州还加强外贸管理，增加出口创汇。

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1985年后，广州市加大了出口创汇的力度，其措施有：

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主要形式是：第一，实行工贸结合，以合作投资的方式改造老企业，提高其生产出口产品的能力。如广州九佛电器厂引进先进设备，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使产品的品种规格由原来的3个增加到30个，镇流器质量达到国际标准，1987年创汇329万美元，占广州同类产品出口量的60%以上，是全国同类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厂家。第二，新办一批投资少、见效快，产品在国际市场有销路的商品生产基地。如东方光学实业有限公司，1986年初引进设备，到年底出口眼镜价值达40万美元。第三，在来料加工的基础上，创办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如广州市工艺品出口分公司，它模仿创新了一批适合国际市场需要的人造植物品种出口，出口值达200多万美元。第四，利用本地资源，建立名牌优质农副土特产品出口生产基地。如新丰山区发展了反季节蔬菜，1987年提供了500多吨西圆椒、番茄、荷兰豆等销往港澳和日本、美国市场。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形成规模生产能力方面，万宝电器工业公司是一个成功的例子。1986年前后，万宝公司先后从新加坡、日本、意大利引进电冰箱生产线2条，空调器、冷冻冷藏柜生产线各1条，达到年产电冰箱近60万台、空调器和冷冻冷藏柜各5万台的生产能力，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生产家用电器系列产品的专业性生产基地，万宝电冰箱成为畅销全国、出口东南亚的名牌冰箱。1986年，该公司全年工业总产值40472万元，出口创汇1326.34万美元。该公司产品158A双门直冷式电冰箱获国家银质奖，公司所属的冰箱工厂获轻工业部质量管理优秀企业奖。[50]

此外，广州市政府还在调整出口商品结构、规划出口产品和替代产品方面做了努力，在众多产品中选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给以重点扶持，如五羊摩托、家用电器、电池、电梯等。步入90年代，广州出口商品结构完成了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高新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在工业的布局上，广州充分考虑到各区的不同条件，提出了“郊县上规模、市区上档次”的方案，在技术、人才相对优势的市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土地、劳力相对优势的郊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并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加强工贸结合、农贸结合、商贸结合、技贸结合，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

二、建设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为了引进现代化建设中急需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和新兴工业项目，1984年4月，广州市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的兴办宗旨是：从广州经济结构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为全市乃至全省和内地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开发区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为南围综合区、港前工业区、东基工业区、西基工业区、北围工业区和云埔区等六个小区。

在开发区的建设中，广州采取了以下措施，加快技术开发区的建设：

一是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开发区安家落户。包括：(1)在开发区内开办中外合资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减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开发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客商将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境外，免征所得税。(3)客商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而来源于开发区的股息、利息、税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除依法免征所得税的之外，其余按减10%税率征收所得税。（4）开发区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以外，免征工商税。进口自用的材料、设备、工具、办公用品，免征工商统一税。[51]

二是重视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建设，形成良好的竞争力。在硬环境建设方面，重点抓了通讯设施和能源设施的建设。在1年时间内，完成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一半，率先建成、开通1000门微波程控电话和1.9万千瓦装机容量的柴油发电厂，使“电话畅通”、“电力充足”成为开发区敢于向外商提出保证的有竞争力的条件。两年时间，全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5.5亿元，使投资设厂、经营的基础设施条件基本配套。到1991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0.23亿元，建成道路54条，交付使用的标准厂房19栋，竣工面积60万平方米。在已开发的4.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基本实现了“七通一平”（通路、通电、通水、通气、通讯、通排水、通排污、平整土地）。[52]在软环境建设方面，广州开发区十分重视抓好健全法制、集聚人才、改革体制、简政放权、提高效率以及提倡更新观念、职业道德教育和文明礼貌教育等方面，使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配套建设。区内公开施行的法规达数十项，从《开发区条例》这一基础法规到《投资程序》、《投资办法》以及《工作人员文明礼仪须知》等工作细则，都有明文规定，使区内的经济活动、人际交往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体制改革、机构调整、政企分开，建立了“审批一支笔、服务一条龙”的投资服务体系，简化了手续，提高了效率。

三是明确指导思想，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区从成立开始就明确指出“以新兴产业、前沿技术为骨干，多层次的技术同时引进，产品以出口外向型为方向”的策略，实行高、中、低结合，分层次、有计划进行。这个多层次的策略，使开发区新兴技术的引进在国内技术进步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使开发区获得的适用技术成为推广、仿用、转让这些技术的基地；效益技术则活跃了市场、增收了外汇，为开发区的发展积累了资金。3个层次的技术相辅相承、相互促进，这是把技术引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起来的正确策略。到1991年，开发区内有以开发国内科研成果为主的科技开发企业27家，在已开发的19项成果中，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有14项，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有5项。1988年至1991年，开发区实施国家和广州市“火炬”计划共8项。1985年至1991年间，开发区兴办了包括激光医疗设备、人工心脏瓣膜、现代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开发、高密度多层电路板、先进制表技术、高能磁性材料、先进生物技术、先进电子医疗仪器、先进包装技术和食品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53]如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该项目的引进和投产，显示出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基建速度快，从破土动工到全面投产，只用了14个月。二是引进技术吸收消化好，填补了我国铝合金罐工业生产的空白。三是技术先进，经济效益显著，设备性能与技术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该公司在1985年签约，1986年投产，产品全部出口港澳及中东地区。1987年公司人均产值57万元，创利税10万多元，创外汇6.7万美元。1988年产值、利税和创汇均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投产22个月已收回1876万美元的全部投资。它的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广州市饮料铝合金包装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并为我国第一次提供该类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出口、当年创汇的目标。在1987年、1988年的第一、第二届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评比中，美特容器公司均名列榜首。美国官方称该公司是在华投资最成功的项目之一。[54]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和发展，使外资的投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它对推动广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中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后，中央又提出了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以达到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通过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来帮助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目的。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立足于当地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及较低的成本，实行“两头在外”（原材料来源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积极参加国际交流和竞争。

十三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接见了广东省领导林若、叶选平和杨德元。赵紫阳提出，广东应该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十三大报告中有关改革的全部设想都要在广东先行一步，以加快广东的经济发展。赵紫阳还说：广东要在经济水平上完全超过台湾不容易，而在增长速度上超过，是可以做到的。

这时的广东，经过了九年多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已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上打下了一定基础，但在加快改革和深化改革中，也遇到了更多新问题。比如：市场机制问题，尽管广东商品市场调节比重已占75%，但剩下的品种（如粮食一类商品）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放开经营，难度很大。其次，接下来的改革是攻坚战。除了商品和消费品市场外，生产资料和金融市场都刚刚起步，劳动、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还未建立。外贸出口在1987年实行外汇包干，正面临着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的问题。这时候搞“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前提是先有大出，多创汇，才能有大进。大出，就要提高科技水平，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商品，就要建成强大的国内外市场销售网络，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要实现这一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为了完成中央赋予广东新的先行一步的任务，1988年1月7日，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广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广东提出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使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地区，成为以对外辐射为主，内外辐射能力较强的经济区，来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适应新的形势要求，1988年12月，广州市政府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定》，在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以及继续办好经济开发区和对外加工区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55]此后，广州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度增长，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取得较大成绩，基本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格局。

首先，在发展速度方面，外向型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成为推动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外经济交流健康发展。广州市积极开展“三来一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劳务输出、境外投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到1991年，已投产的“三资”企业总数居沿海开放城市的首位。外资企业、国有外贸企业、自营进出口企业已成为出口的三支主要力量，民营企业出口、海外承包工程、境外加工贸易逐步成为带动全市出口的新生力量。

对外贸易出口持续增长。1985年出口额为4.13亿美元，1986年增长46.18%，1987年增长48.61%，1988年出口额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91年增至18.41亿美元。[56]七年出口总额达到73亿美元，年平均递增率为27%。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和计划单列市首位。1991年外贸出口总值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5.15%，出口遍及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欧、美等远洋市场的约占15%，外贸出口成为推动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随着出口商品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比例从1985年的1：0.78提高到1990年的1：2.57，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已基本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由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的第一次转变。[57]同时根据市场的需求及广州市工业的传统优势，重点扶持发展了一批“拳头”产品，如五羊摩托车、家用电器、电池等。到1990年，年出口1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已达到198个，在广州市出口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商品的系列化方面，形成了服装、钟表、玩具、手袋、家电、文体、食品等系列的商品出口，各系列的年出口额均超千万美元。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规模都不断扩大，外商投资与合作领域向纵深发展，外资在全市经济建设中的贡献大幅度上升。

80年代中期以来，广州利用外资呈多层次趋势。广州市吸收外资的基本形式，被经济理论界概括为“四个三”，即“三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图来样制作）、“三贷”（利用国外政府贷款或商业银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际租赁，补偿贸易）、“三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三转让”（科技成果转让、老企业产权转让、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到1991年，广州市利用外资项目共15184个，合同外资金额达45.8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9.96亿美元。到1991年底止，已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1985家，注册资本28.94亿美元，在全国大城市中居于领先地位。[58]随着利用外资的数目与规模的不断上升，外资在全市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以1990年为例，当年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占全市社会总产值19%，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9%，出口值占全市出口总值的24.2%。[59]外资投向领域涉及工业、农业、市政、建筑、能源、交通、旅游服务及文教卫生等行业。利用外资较好地解决了广州市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有效地扩大了建设规模，同时它对于改造老企业，建设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出口贸易，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带动本市经济发展等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利用外资的多层次，还体现在既有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有各区县自筹资金建设的对外加工区、工业村；既有一批以“广字号”老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嫁接外资，又有遍布城乡的区街、乡镇企业吸收外资。到1991年，广州已有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番禺莲花山对外加工区、增城新塘对外加工区等开发区、加工区共24个，成为广州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要基地。

随着城市开放度的提高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广州吸引外资的来源进一步拓宽，1985年，广州的外资来源基本上是港澳两地，到1991年，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在广州投资，其中以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日、欧为主体的远洋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约占全部投资总额的20%[60]。在外资来源多元化的同时，外资投向也趋合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金量有所提高。80年代初期，外商投资大量投向第三产业，1986年已向生产性项目倾斜，逐步实现了利用外资以生产性项目为主，1990年生产性项目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比重达到97.2%。同时产品出口型、先进技术型项目比重明显上升，多元化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为促进广州经济向国际化提升创造了条件。

第四章 培育市场要素，建立市场体系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格反映供求，引导生产，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全面改革开始之后，广州继续推进价格改革，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供求关系，推进市场建设，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试验。

一、推进价格改革，扩大市场调节

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田纪云、赵紫阳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时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61]。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但只要搞改革就会有风险，小乱子难免，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广州的价格改革，印证了邓小平这句话。

在80年代初期放开价格的第一阶段，广州充分发挥了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调控作用，放开鱼、菜市场，打赢了价格攻关的第一仗，也为以后进一步放开价格打下了基础。1985——1991年，广州继续在价格改革上闯关。这一时期的价格改革分前后两段，1985——1987年为前一段，实行放调结合，以放为主；1988——1991年为后一段，实行放、调、管结合，以管为主。

1985年1月和4月，广州先后放开了生猪、牛肉和全部水产品的经营，同年放宽了粮油收购政策，粮油由购销价倒挂改为购销同价，合同订购以外的价格放开，实行自由购销。市场上粮食价格与价值的关系逐渐接近。对原来还保留一定数量牌价供应的蛋品、家禽，也取消了牌价定量供应，全部实行议价议销。1988年10月，食糖价格也全部放开。同时，把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取消了计划收购、计划调剂、向农户摊派交售任务、对居民（大专院校和部队除外）采取定量配给的做法。国家不再实行统购包销，让生产者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让商业部门根据市场情况组织收购和销售，让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随行就市，议购议销。除了粮、油之外，广州市农副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价格全部放开。

市场是广州的大局，副食品尤其是菜篮子的主要商品，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为了保障市场供应，防止价格放开后过度上涨，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如实行渡淡蔬菜合同订购制和价格补贴，对肉蛋实行储备制等等，以供应市场，保障供给。1987年下半年和1988年，全国一度生猪货源偏紧，为保障广州猪肉供应，广州市一方面加紧组织货源，另方面与邻省密切协作，调运活猪到广州，1987年组织猪肉共73519吨，1988年组织猪肉72846吨，使广州市猪肉市场保持繁荣和稳定。蔬菜公司每年春秋两季组织渡淡蔬菜4000多万公斤，对稳定市场起到重要的作用。1988年底鱼价升幅较大，省水产局调拨了100万公斤低于市价的优质海鱼供应广州市场，市水产供销公司也拿出近千万元的水产品让利5%出售，稳定了广州鱼价。到了1990年前后，春秋两个淡季每年组织渡淡蔬菜达5000万公斤，冻猪肉每年储备6000——9000吨，鲜蛋储备200万公斤，储备费用由市财政补贴，1987年和1988年每年专项补贴132万元。对渡淡蔬菜限价品种从1985年开始，每年补贴1600万元，1988年调为1800万元，1989年调到2000万元。

放开生猪和水产品价格之后，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逐步进入良性循环，而还没有放开的粮油依然由政府定价定量，居民也依然受到种种限制。

说到粮食，不能不提到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起源于1953年。当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粮食市场，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按国家规定的粮种、价格和数额进行指令性收购）、计划供应（收购来的粮食按平价配售给城市居民和供应工业用粮），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统一管理。此后，统购统销成为维系传统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撑物。而长期实行统购统销，使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和扭曲，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也越来越薄弱。

70年代末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传统经济的运行轨迹，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80年代初期，农业连续五年大丰收，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全国性出现卖粮难、卖肉难、卖棉难。这时，国家领导层对粮食生产过分乐观，认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能再继续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粮食生产的措施，如不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取消奖售物资等等，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1985年，粮食开始了大幅度减产，并且这个势头在此后几年一直没有减缓。由于粮食减少了，“卖粮难”很快变为“买粮难”。

一直以来，广州郊县的粮食产量并不大，市民的粮食2/3由外地调入。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滑坡，粮价猛升，粮食供求处于紧张状态。邻近的产粮大省为防止粮食流向广东，抬高本省粮价，于是采取堵截措施，限制粮食南下，使得流通渠道受阻，粮食更加货紧价涨。到了1988年夏，广州的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一段时期曾经存粮只能供应15天。对于一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说，15天的存粮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此之前，市民就有过误信流言抢购物资的事情，一个老太太甚至抢购了几十包食盐，市民也有抢购肥皂粉甚至缝纫机的。如果存粮不足的消息传出，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分管农业的副市长黄伟宁亲自出马，到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找粮。但邻省认为，广州把种粮食的土地用来种蔬菜和水果，赚了钱，买邻省的粮食是剥削了邻省，因此派出民兵把守铁路、公路和航运，不让粮食出省，不卖粮食给广州。严峻的形势，促使杨资元市长用外汇买粮，从香港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也下决心尽快改革粮油价格，放开粮食市场。

1988年12月，市政府在市郊三元里走马岗开放了广州市第一个粮食交易市场。这个市场一出现，邻省的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的农民纷纷运粮到广州出售，车运的、肩挑的，什么运输工具都有，当地领导堵也堵不住，吸引了不少省外的粮源。当时广州是改革开放的热土，广州城里聚集了大量民工，尤其是建筑工地有为数众多的民工，他们没有粮食供应，就到走马岗买粮。有了走马岗这个粮食市场，广州粮食供求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62]。1989年粮价升幅有所回落。

此后，广州市政府为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一是广泛发动干部到外省采购粮食；二是欢迎外地粮食流入广东广州，给予优惠政策；三是用外汇到国外买粮，以保证粮食供应。1990年，粮食增产，粮价比上年下降5%。1991年5月，广州市调高了粮食销售价格，使牌价和议价粮差别逐渐缩小，相当部分市民逐渐放弃粮食定量供应指标，转向购买质量好、品种多的议价粮食。1992年4月1日，广州市在对粮、油购销价格进行多次调整的基础上，率先于全国全面放开粮、油价格，广州也成为全国首个放开粮食销售价格的大城市。

改革是一种创新，而创新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广州价格改革的每一次大动作，都伴随着压力和风险，粮食价格改革遇到的压力更大。放开粮食价格后，广州出现了物价上涨高潮，且物价的上涨快于全国、高于全国，广州也由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说取消计划定价，让产品自由交易，其实就是否定计划经济，等于否定社会主义。广州的改革者们顶住了压力，以超越前人的气概和胆略，把价格改革坚持下去。事实证明，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放开物价才有市场。由于广州粮油价格放开的时机较好，市民消费心理稳定，不久以后市场供应逐步稳定，粮价涨幅开始减缓。

粮食销售价格的放开，把广州市价格体制改革推向新的阶段。从此，广州市结束了长达39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至此，广州市物价全部放开，长期以来存在的价格与价值背离，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购销倒挂，经营越多，亏损越大的不正常现象逐步得到解决。广州市民也结束了由政府定质、定量、定时供应食品的历史，所有的票证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广州的价格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和蔬菜供销体制改革一样，这种全面突破计划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之路的现象也越过了广州一地的范围，迅速在全国展开。

在放开农副产品价格的同时，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也逐步放开。

广州市日用工业品的价格改革，也走过了一个“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逐步推进”的过程。从1982年开始，价格改革从农副产品逐步转向工业品价格，配合了以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当年放开了1200多种工业小商品价格，包括调高了纯棉布、书报杂志价格，调低了涤棉布、化纤布、手表、收音机、黑白电视机价格，到1984年，广州已全部放开了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日用小商品价格。对大宗工业消费品价格，也先后作了重大调放。除重新划定的商品外，其余上万种品种的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生产经营企业自行定价。到1985年，列入国家计划管理的日用工业品，已由上年的80种缩减为66种，其中实行统一价格的8种，实行浮动价格的58种。缝纫机、手表、收录机、自行车、电冰箱等大商品价格已经放开。放开了照相、洗染、钟表修理等经营服务价格。1986年9月1日，全国放开7种工业消费品价格，广州也随之放开。至此，广州市结束了高档日用工业品凭票证供应的历史。

1985年，广州市对生产资料价格，也由过去单一计划调拨价格转变为调拨价、浮动价和议价3种价格形式。钢材、有色金属、生铁、汽车、水泥、木材、化肥等18类主要物资价格已基本放开[63]。到1991年，生产资料75%的价格已经放开。人们说：过去企业遇到原材料供应的问题找市长，现在找市场。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价格改革，广州市采取了“先小后大，先易后难，先调后放，双轨过渡，加强调控，依法规范”的办法，使价格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事实证明，只有重视价值规律，推进价格改革，放开市场物价，才能实现市场的繁荣，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疏通流通渠道，改革商业体制

在放开价格的同时，广州市积极疏通渠道，打破国营独家经营和画地为牢封闭式的计划经济，按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发展市场经济。

1、建立“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实行全方位开放

“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1979年以后，广州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敞开城门，放开价格，让各种农副产品进入广州市场。1984年，市政府制订了“疏理流通渠道，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10条措施，明确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平等地与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改革各种束缚流通和生产的做法，广开渠道，畅通货流，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广州市区为中心，以广大农村和城市集市为依托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

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起上，是广州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和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广州市对集体、个体零售商业放宽政策，如简化审批手续，放宽经营范围，在场地、税收、价格、燃料等方面予以扶持。对于个体商业，广州市更是从舆论上支持，政策上鼓励。为了帮助他们打开产品销路，广州市先后举办了“食在广州博览会”、“广州市个体经济日用工业品市场”、“个体户名菜糕点评比展销”，让个体商业和服务业得到充分拓展。这种种措施使个体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一支“个体经营大军”，从而促使广州市商业服务业大发展，商业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经济成分转变，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商业网络。1987年，广州一年内增加的零售网点就有3485户，2.7万人，平均每百个城市居民有零售网点1.79个，零售人员11人，每百个城市居民拥有的零售网点和从业人数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个体商业尤其发展迅猛，个体商业网点的比重从1980年的8.7%，发展到1986年的66.7%，个体零售人员的比重从1980年的6.2%，增长到15.5%。[64]

敞开城门，开放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实行全方位开放，鼓励外地企业来穗办厂设店，这是广州市流通体制改革的另一特色。到1987年，城乡集市发展到420个，比1979年增加270个。全年城乡集市成交金额达21.86亿元，比1979年增长15倍，平均每年以41%的速度递增。各地农副土特产品大量流入广州市场，外地来穗企业发展到近1000户，广州市出现万商云集，市场繁荣的局面。

2、改革商品批发体制，减少流通环节

广州市的批发体系有一、二、三级批发站，商品从生产领域到零售企业，依序经过一、二、三级批发站。由于环节多，造成一些商品批发积压，零售脱销，又加大了经营费用。1983年开始，广州市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对原有的批发体系进行了改革。

首先是打破零售企业只能向三级批发企业进货，三级批发站只能向二级批发站进货的模式，所有批发部门和零售部门都可以直接向厂家订货、进货、代销或联营，允许下乡、跨市、跨区推销。这就冲破了部门和行业的束缚，形成了一批多层次、多形式、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体。1987年，广州有各种经济联合体209个，经销代销点530个，遍布全国各地。横向经济联合体的出现，进一步疏理了流通渠道，活跃了市场。

第二，打破传统经营分工格局，突破批零界限。允许批发店经营零售，零售商店也可以经营批发。商品按批量定价，面向市场。突破行业界限，各商店除经营主营商品外，还可兼营其他，实行统合发展。如百货商店可以开旅店、开饭馆，肉菜市场可以开饮食店、经营快餐，也可开百货商店。突破生产与经营界限，发展商办工业和工办商业。

第三，以国营商业为主体，联合工业和其他行业，包括集体、个体、合营各种经济成分，建立商品交易中心。80年代初，广州市把中央商业部一级站和广州市三级站合并，同其他商业一起，建立了20个商业贸易中心。实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都可进场交易，打破了批零、地区、行业界限，做到购销直接见面。同时举办各种“日用工业品交流会”、“吃在广州展销会”、“穿在广州展销会”、“美化广州博览会”等等，实行开放式批发交流，做到形式多样，购销活跃。如1984年12月到1985年2月的“美化广州博览会”，占地2万多平方米，参展商品38000种，营业额过2亿元。党和国家领导人胡乔木、李鹏等也视察了博览会[65]。交易中心的建立，加强了商品流通的横向联系，突破了条条管理、块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形成新的开放型、少环节的商品交易网络。在商品经营上，实行自由购销，产销见面，就地交易，打破批发过程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局面。

3、改革商业管理体制

与工业企业一样，商业企业也经历了简政放权、利改税、推行承包制（租赁制）、试行股份制、放开经营、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1987年，广州市商业系统在大中型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允许企业在市场自由购销，产销见面，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允许企业在价格、用工、干部管理、分配、资金、机构设置、固定资产处置、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承包经营的形式主要有几种：两包一挂（包上缴国家利润、包企业更新改造项目、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基数内照章纳税，超基数增长部分按比例分成；上缴利润包干，超额分成或全留，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亏损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全留，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

三、 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之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1957年以后，我国经济理论的片面性导致了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社会主义市场的发育屡受挫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从而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国家使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排斥了市场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调节作用，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就缺乏活力，市场日渐萎缩。这一时期，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难以形成。

1978年秋，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研究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市场经济的作用得到了重视。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0年底，邓小平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更加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这些话，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理论基础。

广州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中国市场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1978年以前，由于长期实行计划调拨、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只有部分生活消费品在市场上自由成交，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主要的生活资料没有在市场上进行等价交换。从1978年底开始，广州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地调整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放宽流通渠道，减少指令性计划产品，推进市场建设，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试验。到1991年，广州市约90%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只管理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实现了定价主体由政府向生产经营者的转变，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理顺了部分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实行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各种商品的价格趋于合理，从而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新的价格形成机制的建立，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改革开放期间各类市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价格是市场体系的核心，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放开，刺激了本地的生产，也吸引了外地的商品和劳动力流入广州市场，丰富了市场供应，补充了广州市工农业生产资料和食品供应以及劳动力自给率的不足，加快了市场的发育，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各类市场一经形成，又反过来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到1991年，广州市各类市场已逐步发育和完善。

消费品市场兴旺。1991年，广州市民所需的生活消费品全部放开。全市有集贸市场387个，1991年成交金额48.96亿元，连续11年居全国大城市首位。1991年广州商业服务网点11.911万个，从业人员60.92万人。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7.34亿元，比1978年增长8.25倍。1979——1991年，广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8.7 %，增长速度超过工农业增长速度。市场上供应充裕，商品丰富。1991年肉、禽、蛋、鱼零售量4.9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2倍；平均每个城乡居民消费鱼、肉82公斤，比1978年增加50公斤。日用工业消费品市场已形成以一级（大型）商业群为中心，二级（中型）商业群为骨干，三级（小型）商业群为基础的多层次群体网络。一级商业群即大型购物中心有5个：北京路和中山五路、人民南和长堤、第十甫和上下九路、解放北路和西村路、环市东路。二级商业群有8个，是区域性商业中心。三级商业群有70多个，位于居民区内，是小区域的购物中心。三个级别的商业群使工业消费品在业务经营上合理分工，协调配合，使商业网点结构与数量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群众的需要。到1991年，广州日用工业品日益丰富，品种繁多，购销两旺，服务优良，随着生产的发展，一些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等开始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生产资料交易市场逐步形成。生产资料市场是市场体系中基础性的市场。广州资源贫乏，原材料供应矛盾突出，建立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重要意义。1980年后，广州人民更新观念，改变了过去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认识，改革物资管理体制，发展物资市场。从1980——1991年，广州已逐步建立了钢材交易中心、机电贸易中心、化工贸易中心、木材交易中心、建材交易中心、物资贸易中心和三资企业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以国营物资企业为主渠道，以生产企业自销渠道、供销和商业部门兼营渠道、中央及外地驻穗单位以及外地与本市有关部门联营的供销企业等，组成多种渠道，形成了货源来自四面八方，全民、集体、个体百家经营，品种繁多，购销两旺的局面。1986年，广州市列入指导性计划的有钢材、化工产品、水泥等。1987年起，全部地方资源钢材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过去为了采购一些生产资料，企业要找政府磨破嘴皮，现在除了少数品种以外，基本上可以在本地市场解决。1991年，广州市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和广州市石牌生产资料综合市场开张营业。改革开放前采取计划供应的350多种生产资料，除了个别属于中央的专控商品外，大部分已经放开。钢材、木材、水泥、煤炭和其他金属材料等市场相继建立，企业所需原材料有80%以上靠市场供应。以物流为主的生产资料市场有场地2800平方米，进场企业95个，每年成交钢材65万吨，汽车4万辆。

资金市场逐步建立和发展。广州市的资金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中建立的。在这之前，银行只是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银行经营的目标仅仅是为产品经济服务，货币在它手中是否增值是无关紧要的。改革开放以后，金融机构成为资金市场的主角，直接参与了货币资金的买卖和各类金融资产的转换，各类金融机构相继问世并不断发展壮大，催生了资金市场，到1986年，广州市已有金融机构680多个，城市信用合作社5个。80年代初资金市场兴起之后，资金市场系统中的各类子市场相继问世。1984年，商业、电力部门的几家企业率先引进了股票、债券集资，标志着中长期资金市场的出现，到1985年7月，广州地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企业有30多家，1986年9月，集资企业600多个，发行股票、债券1.3亿元。1986年10月，“广州市金融同业拆借中心”成立，同业拆借市场出现，1986——1991年金融同业拆借市场拆进、拆出金额累计216亿元。商业票据贴现市场活跃，1986年8月，广州市工商银行率先开展商业汇票承兑票、贴现业务，先后有广州针织站、市百货公司针棉批发站等商业单位采用商业汇票进行结算。到1991年，票据承兑贴现总额6.76亿元。证券市场交易湧跃，交易网点达40多个，发行各类证券14个品种，20多个券种，总额约80亿元。外汇调剂市场别开生面。1986年6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设立了外汇额度调剂办公室，加强对外汇交易的领导。年底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可参加该中心进行外汇调剂，上场交易。到1991年，外汇调剂市场调剂企业留成外汇约30亿美元，个人外汇卖出近300万港元。

劳务市场日益活跃。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1985年，广州8县有富余劳动力60万人。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务交换逐渐增多，各类劳务市场陆续恢复或诞生。事实上，社会中不仅存在大量服务性的劳务交换，劳动力的交换也不断增加，这样，既包括劳务又包括劳动力的流通，就日益形成一种市场关系而存在。1986年，广州市有组织的劳务机构包括：市劳动局的劳动服务公司，市人事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市科委的“科技干部交流中心”，市总工会的“工人技术交流中心”和市妇联的“家庭服务中心”。1987年4月20日，广东省第一家劳务市场——广州市越秀区劳务市场开业，这也是全国首个劳务集市。此后，各种自发的劳务市场不断出现，它是有组织的劳务市场的补充。到1991年，广州市形成了各区、县建立的职业介绍所及劳务市场服务部等常年性的固定劳务市场，全市有各类劳动服务公司700多个，初步形成了公办、民办的劳务市场体系。

产权转让市场应运而生。到1991年止，全市被兼并的劣势企业达100多家，闲置设备通过市场调剂成交额不断增大，拍卖市场运作正常，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市场机制初步形成。

科技市场不断提升。广州科技市场最早出现在1979年，当时为了使科研成果为生产服务，广州的一些科研单位与工厂签订合同，试制新产品。当年9月，市政府肯定了这种做法。1980年，市科委提出“科研成果的应用，可由研制单位和使用单位采用协议书的方式，规定双方应承担的技术经济责任和义务”。这种以经济办法管理科研工作的做法取得实效，1980年广州市30个研究单位共收入215万元。1981年，广州市举办了首届科技成果交流会，参会的有中央、省级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85个部门，1200多个项目，成交额42万元。这是广州技术市场兴起的标志。1984年，广州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密切了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的联系。1985年，广州77.6%的科研单位直接与企业发生联系。这一年，市属研究所有26家被列为改革试点，在它们当年取得的187项成果中，推广、应用的有147项，推广、应用率达83%。1985年广州新增工业产值中，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的占了55%[66]。科技体制的改革，催生了科技市场。1985年，从事技术商品经营和技术咨询服务的机构有316家，包括了全民、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从业人员3万多人。1987年3月，市科委设置了技术市场管理处，加强对全市科技市场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工作，进一步规范了科技市场。到1991年，全市共设立技术商品经营机构286个，技术咨询机构316个，建立了广州市科技一条街，中南五省在广州建立了科技贸易中心市场。全市有科研生产联合体259个，市管辖的8区4县均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房地产开发市场发展迅速。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市场机制开始引入房地产业。1982年7月，广州最早的房地产企业穗华地产开发公司成立。1983年2月22日，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成立，下辖六个分公司，每年开发的房地产数量约占市区全部开发公司开发总量的一半左右。1985年，市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有42家。以企业经营开发房地产，加速了广州住宅商品化的进程，并逐步形成房地产市场经营的主体。1979——1986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建成各类房屋2558.16万平方米，为1978年前29年建成的2155.5万平方米的118.68%，其中住宅建设在房地产开发中有着重要的位置。1979——198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共建成住宅1429.36万平方米，比1978年前29年建成的住宅755.87万平方米增加了89%。到1986年，全市住宅中的55%是1979年以后建成的。80年代以后，广州人民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全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82平方米提高到1991年的8.23平方米。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管理，从1985年开始，市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行为，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使用权有偿转让。此后，广州成立了房屋交易中心，房地产市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到1991年，通过房屋交易中心和房地产公司售房，市区共交易房屋67423套，面积517万平方米。部分土地实行了有偿出让和转让。

建筑市场兴旺。首先是工程承包公司从无到有。1979年，广州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工程承包公司——广州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首创了白天鹅宾馆建设“一手交钱，一手拿钥匙”的工程总承包方式。随后该公司又成功地总承包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天河体育中心、广州儿童活动中心、广州国际金融大厦等大型现代化工程项目，总承包额达20多亿港元。1987年，广州工程承包总公司成立。到1991年，广州市有17家各级工程承包公司。其次是建筑工程承包走向公平公开。1983年7月，广州市制订了《广州市基建工程招标投标试行办法》，开始实行建筑工程招标投标，标志着广州建筑市场向社会开放。此后，招标投标逐步推广，在各建筑企业中普遍推行。1984年，招标投标的范围已从小型民用工程扩大到大中型工业交通工程，工程项目包括住宅、厂房、仓库、学校、道路、排水、宾馆、商厦等，并从本地区、本部门发展到跨地区、跨部门，广州市的建筑市场全面开放。第三是市场管理走向规范。针对建筑市场管理工作未跟上，市场状况较混乱的问题，1985年5月，广州市成立了基建工程质量监督站，到1988年，市属8区4县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成立了质量监督站，形成了广州地区工程质量监督系统。1986年广州市全面整顿了建筑市场，并制订了《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任务招标投标工作细则》，使招标投标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88年7月，广州建筑集团正式成立，它由50多家中央部属和省、市企事业单位组成，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兼容，业务范围包括了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商品房经营、市政工程、园林绿化等一系列服务，并组织劳务输出及兴办各种实业。广州市其他建筑企业也充分利用广州的地缘和人缘优势，外引内联，开拓海外业务，承包海外工程。1979——1991年，广州市建筑业建设了一大批能源、交通骨干项目和原材料工业项目以及其他科教文卫措施，为城乡居民建造了大量的住宅。天河体育中心、花园酒店、省人民银行、市建设银行营业楼工程、江南大酒店获得全国建筑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白天鹅宾馆获得国家建筑产品第一个金质奖。1991年，广州市建筑业总产值达43.37亿元，比1978年增长27.1倍[67]。

信息市场异军突起，到1991年，全市有300多家信息咨询部门开展各种信息咨询业务。同时广州市还积极发挥经纪服务所在流通和生产服务中的媒介作用，1991年全市有持证经纪人1000多人，经纪服务所9个。

第五章发展第三产业，建设中心城市

第三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标志。1987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的方针，第三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并在全国大城市中名列前茅。90年代初期，广州成为珠三角和华南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整合资源、组织经济运行、服务并领导整个华南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市功能

1985年，市委、市政府主持制定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强调了发展第三产业。年底，市委、市政府领导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与会者从全国的发展高度对广州做出评价，认为广州是全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心之一，是全国的外贸中心，并承担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进出口业务及其他对外经济联系的组织工作。由于广州的这种位置和与之相应的责任，他们认为，广州应该重视发展生态农业、轻工业，发展以商业、金融、交通通讯、房地产、科教、信息、旅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在吸收了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1987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正式形成，提出了“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为建设中心城市打下基础”的方针。这就在实际上恢复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使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如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对外贸易、科学教育等领域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也使它们的发展得到应有的政策保证。

为了更好地恢复和发展第三产业，80年代中期，广州出台了《广州市第三产业发展战略设想》，《设想》提出：加快广州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它在全市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既是形成广州经济发展新格局的一项战略措施，也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一项重大改革。

此后，市委、市政府把第三产业摆到了从未有过的突出地位，在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方面，除了继续保持并强化广州作为全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之外，也逐步恢复广州作为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的地位，并在某些方面发挥了全国商业中心之一的作用，尤其是充分发挥了广州在内外贸易方面的优势，使中心城市的流通功能大大增强。1984年以后，广州商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贸易额连续多年保持了高速度增长，金融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明显增加，旅游、科技、教育、信息等领域发展迅猛，第三产业按照多元化、多层次、高素质、具有地方特色的方向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商业贸易、服务旅游、金融保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房地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体系。广州第三产业在此时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90年代初已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1990年三次产业国民生产总值构成比例为8.05:42.65:49.30。1991年第三产业产值达178.58亿元，比1978年增长4.75倍，从业人数为126.74万人，比1978年增长96.34%。[68]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从业人数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居全国大城市之首，广州在珠三角和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中心城市的作用。

1988年8月，在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市政府开展“评选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活动。在市民评出的十大成就中，有六个是属于第三产业领域的，它们分别是：多种形式筹集资金，加快路桥和电信建设；率先开放肉菜市场，主要副食品坚持放开供应；十七万“个体大军”活跃在城乡，集市贸易繁荣兴旺；住宅建设十年超过前29年3倍，居民住房条件有明显改善；多层次集资建车队，出租小汽车全国首创“扬手即停”、昼夜服务；涉外宾馆商店率先向全社会开放，年接待国际游客230万人次。

二、加强基础建设，突破发展“瓶颈”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日益凸现。然而，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重生产、轻生活，重工业、轻城建，重主体、轻配套”，使市政公用设施不能配套建设。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城市负荷过重。面对着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广州的建设能力明显不相适应。

首先是交通运输压力大。每年两届在广州市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规模的扩大，港澳同胞、国际友人及内地旅客进出广州的人数成十倍地增长，广州每天的客流量一度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南北货运也十分繁忙，尤其南下货运量与日俱增，每年约超过北运量的60%以上。由于财力不足，交通运输的建设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的建设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铁路是贯通广州南北陆上运输的主动脉，由于运力不足，经常有大量货物滞留广州火车站，京广铁路坪石段更是全国铁路“卡脖子”路段之一。据统计，每年有400多万吨货物运不进来，200万吨货物运不出去。远距离交通不便，近距离交通也不好走。广州地处珠江流域，水系发达，河叉纵横，公路渡口一个接一个。广州到番禺原本不足20公里，但因为要过渡，竟然要花上几个小时。广州到珠海150公里的路程，要过4个渡口，耗时七、八个小时。市内交通也不顺畅。1978年广州市内人均占有道路面积1.21平方米，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的1/30。市区珠江两岸只有两座跨江大桥。路桥的不足导致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市区车辆行驶速度每小时只有10来公里。“群众乘车难”、“货物承运难”，成为让人头痛的“老大难”问题，交通运输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交通运输的困顿，使前来投资的外商望而生畏。

其次是电力供应明显不足。解放后，广州由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经济的发展使用电量猛增。到1981年，广州市用电量已达252673万度（不包括6个县），其中工业用电达195840万度，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的73%。1981年，广州地区人平均用电量为526度[69]，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满足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一般工厂只能安排每周开工4天，生产处于不饱和状态。不少用户要自备发电机发电，以补不足。市民则常备煤油灯和蜡烛，在停电时用于照明。农村用电更加不能保证，往往每周只能供电1到2天。

再次是邮电发展极其缓慢。1978年，广州整个城市市话总容量不到2万门，长途电话仅281条，而且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传输用明线，打电话用老式的“摇把子”，长途电话全部是人工式接线。当时老百姓中有这样一名顺口溜：“广州有一怪，骑自行车比打电话快”。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初期邮电设施落后的程度。

此外还有供水紧张。1980年，广州的售水量相当于1949年的33倍，供水面积从解放前的18.7平方公里扩展到250平方公里，31年来广州平均每年供水量增加10%左右，但国家能够用于发展自来水生产的资金却赶不上用水增长的需要。

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广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时的体制是，市政建设全部由国家投资，施工任务由行政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举，国家的财力难以承担所有的建设需要。每年的一点建设资金，对于诺大的城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据专家统计，到2000年前，要把市区人均占有道路面积从1.2平方米提高到4平方米，约需资金40多亿元。平均每年超过2亿元，但80年代广州每年的城建经费只有1.2亿元。如果按部就班地搞建设，只能慢慢进行，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资金筹集上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改革开放，就给广州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广州利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开始了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的过程。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路通财通”。交通不便，发展经济就无从谈起。正是有感于投资广州进不来出不去，大大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霍英东和几位番禺籍的港商何贤（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等提出投资建设洛溪大桥，以征收过桥费偿还投资的方案，并率先提出在广珠公路四座桥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新方法。这是一个创举，它的实施，在中国大陆首开了引进外资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先河，并使中国内地的桥梁建设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但这一措施出台时，曾引起一片反对之声。有个老人说：“我革命了一辈子，为什么还要留下买路钱？”还有人干脆就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还是在于能否用外资建桥修路。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力排众议，支持了霍英东提出的方案。市政府多方协调，制定了建桥修路的实施计划。开放的广州率先启动了建桥修路的运作。此后广东省就是用这一方法，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建起了1000多座桥梁。

1980年，霍英东资助兴建了番禺大石大桥。1981年，霍英东、何贤等人发起建设了广珠公路上的4座大桥。1984年11月，4座大桥全部通车。至此，广珠公路全线实现无渡口通车，广州到珠海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了一半以上。就在这4座大桥全部通车的1984年，中国正式出台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这项政策对于筹集公路建设资金、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意义，可以用下列数字来表达：中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70%的一级公路和40%以上的二级公路都是依靠收费政策建设的。到2005年为止，全国共建成收费公路10万公里，约占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里程的70%。

就在建设广珠公路4座大桥的同时，霍英东和何贤又捐资助建了洛溪大桥。为了使番禺市桥以南沙田地区的11个镇的陆路贯通，霍英东捐资兴建了沙湾大桥。此后，又捐资助建了港前大道、进港大道和三善大桥，使广州到南沙不再需要过渡。在南沙，霍英东还修建了蒲洲国际花园、天后宫、蒲洲海堤等。各地以霍英东名义捐赠兴建的道路和其他基建设施更是不胜其数，例如英东体育馆、泳池、医院等社会设施，以及拨款抵押建南沙大道。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中，霍英东单是在家乡的投资建设超过40亿元。

2003年5月，在霍英东80岁生日时，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高祀仁高度赞扬了霍英东在推动祖国改革开放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他支持兴建了虎门轮渡，缩短了广州与其他珠江三角洲城市之间的距离，直接促进珠三角的经济起飞。他筹集资金、建桥、收费而后还贷的运作机制，沿用至今。内地桥梁与高速公路的加快建设，与霍先生的创意是分不开的。[70]”

1981年4月，为了解决广州城市用水紧张、自来水厂建设资金困难的问题，广州市决定给广州自来水厂实行“以水养水”政策，即自来水厂的生产利润，除缴交交通能源基金和企业留成外，全部返还留作维护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用于发展人民生活用水和扩大自来水再生产。这是全国自来水行业第一个实行“以水养水”，自收自支的企业。

从1981年底到1983年，广州市自筹资金投资3400多万元扩建、改善了一批供水设施，并将原来的小水管换成大水管，增加了居民供水量。1988年，广州的自来水管长度从1978年的1800公里增加到2674公里，增长48.56%。每人每天用水量平均达408升，比1978年增加1.5倍。

1981年12月，在实行“以水养水”政策的基础上，广州对交通、园林实行“一费三养”（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收取市政建设费，实行“以水养水”、“以交通养交通”、“以园养园”）的特殊政策。1984年，广州市全面开展了“居民出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广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

从1982年开始，广州采取多种措施，加快了筹集资金进行市政建设的步伐。1、收取土地使用费。1984年经广东省、广州市政府批准，在新建项目、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收取城市土地使用费，每年约收取2000万元。2、实行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城市道路。1983年开始，不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城开发，都要求开发公司按规划投资建设小区的配套道路。到1988年，各开发公司共为城市建设道路32公里，人行隧道3座。3、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公用事业附加费。1985年开始，由市财税部门征收，每年根据财政预算，切块给市建委安排使用。4、收取市政建设费。1982年开始，由市建设银行代收，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收取。5、收取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1986年开始，按自来水用量的90%计收，所收金额用于市政污水处理厂的建设。6、贷款建桥，收取过桥费。1985年开始收取，收入用于偿还建桥贷款的本息。广州大桥和海印大桥就是贷款建设的。广州大桥建成后，对过桥车辆收取过桥费，用于还本付息，还清本息后所收取的过桥费用于市政建设。还有环城高速公路和黄沙过江隧道及地下铁路，也是部分靠贷款建设，建成后采取收费的形式来偿还。7、收取市区入户增容费。1985年开始，对迁入市区的人口，按每人1万元标准收取。8、由受益单位集资建设。到1988年，已由受益单位集资建成了一批道路和人行天桥。

从1978——1991年，市基础设施投资共达33.63亿元，其中1991年投资8.18亿元。多年的建设，使广州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功能明显加强。

初步建成了现代化的城市路网。到1991年，广州的道路交通建设已有较大改观：扩建和新建了包括东风路、环市路、中山大道、江南大道、北环高速公路、广园路等一批城市主干道，城市道路总长度达951公里，比1978年的390公里增加1.44倍，道路总面积1093万平方米，比1978年的342万平方米增加2.20倍；打通了包括广汕、广深、广番、广中、广佛、广清、广花、广从等10大城市对外出口；建成了广州大桥、海印大桥、珠江隧道、洛溪大桥等一批跨江工程；建成了包括区庄、天河、小北路、大北路、人民南路等一批人行天桥、立交桥、高架路和人行隧道；增加了一批公共汽车，使广州拥有出租车的数量从1978年的325辆增加到10862辆，增长32.42倍，市内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从1978年的908辆增加到1975辆，增长1.18倍。

加强了电力、通讯、给水、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扩建和新建了一批输变电工程，1991年城市供电量达到57.95亿千瓦小时，初步缓解了居民生产和生活用电问题。1991年，市内自动电话容量达到31.28万门，市区电话机49.30万部，12月31日这一天，广州的电话号码升入7位数，程控电话普及率每百人达14部，此外还有B B机、大哥大、磁卡电话等。完成了一批自来水厂和自来水管道的扩建改造工程，城市售水量达到87839万吨，日供水能力达到275万吨/日，在全国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市区居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完成了石油化工厂炼厂气工程，油制气厂已建成投产，1991年按人数计算居民燃气普及率为42.59%[71]。

加快住宅建设，完善公共配套设施。1983年以后，广州实行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先后建成了东湖、五羊、广园、江南、晓港、天河等20多个住宅新村（小区）；改造了建设新村、共和新村、农林路、东风路、江南大道等旧城区。1991年，广州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2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5.59平方米。在住宅建设的同时，市政府加强了公用服务设施、文教卫生设施和商业网点的配套建设，包括：文化假日酒店、广东国际大厦、国际金融大厦等商贸大厦，广州大学、华南建设学院等高等院校，五羊、沙东、江南新村等中学，黄花、蓓蕾等剧院，东方乐园、太阳岛乐园等娱乐场所，天河体育中心、二沙头、燕子岗等体育场馆，以及各类配套的市场。

三、发挥中心城市效应，形成最佳经济效益

80年代以后，广州的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90年代初期，市区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0%，广州已成为珠三角和华南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整合资源、组织经济运行、服务并领导整个华南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商业中心。改革开放以后，广州形成了农贸市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建筑市场等一系列市场体系，各类综合市场387个，它使广州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国内有数的商业中心之一，遍集了全国各地的名牌产品、土特产品和各种洋货，90年代初广州是能买到各种洋货的少数城市之一。每年举办的“广交会”为广州带来无限商机。各种商贸城、购物中心不断建成，货如轮转，四通八达。南方大厦商品销售总额和商品经营利润等指标连续多年名列全国10大商场榜首。全市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平均每千个居民拥有零售网点15个，从业人员达58人，在全国10大城市中居首位。在市区的商业中心，一字儿排开的商店近千，经营品种过万，从“亚沙奇”、“柏仙奴”到“飘马”、“阿迪达斯”，商品应有尽有。每一天，往来于商业中心的经商人、观光客、旅游者以及打工仔、外来妹等等，超过100万人次。1991年广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77.40亿元，比1978年增长8.25倍，在上海、北京之后居全国第3位，成为广州历史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最快的时期[72]，广州也成为名符其实的百商云集、万行兴市、货如轮转、钱似水流的中国大商都。

交通中心。广州是全省公路网的辐射中心，是华南地区主要的铁路枢纽和全国最大的航空中心，也是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公路运输可达省内所有市、县以及邻近各省，航运可达珠江流域的东江、北江、西江，海运可达全国沿海港口和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白云机场是全国三大国际机场之一，也是中国最繁忙的机场，有国内国际航线103条，飞机起降架次居全国民航机场之首，旅客进出人数居全国第一。

金融中心。1991年，广州共有金融机构1854个，“银行多过米店”的情形首次出现。多家金融保险机构空前“爆棚”，其密度已不亚于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银行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529.84亿元，是1978年的20.57倍。自1986年成立广州金融同业拆借中心后，1988年又成立了广州融资公司，资金市场异常活跃，金融保险业在全市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达到25.74，超过1/4。

餐饮和服务业中心。“食在广州”饮誉中外。1991年，广州饮食业、服务业机构已达到1.76万个，从业人员17.51万人。市内饮食店遍布大街小巷，且有品种多、营业时间长、服务周到、质量上乘等特色。各种服务业网点也遍布全市，并且形成一些专业性的商业街、服务业和劳务市场。1990年广州拥有的宾馆、酒店数量和出租小汽车数量均居全国各城市首位。舒适便捷的服务，使广州成为南国的购物和娱乐天堂。

旅游中心。广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国重点旅游城市之一。80年代之后，广州接待海外游客人数一直居全国重点旅游城市首位，营业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前往香港。“香港游”改变了过去长时期严格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接触外面世界的状况，使内地居民有机会合法、方便地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香港游”促进了粤港两地旅游业的发展。80年代中后期，旅游业逐渐成为广州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邮电通讯中心。1982年，广州建成全国第一个邮政通讯枢纽，1985年成立广州速递公司，邮政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名列全国前茅。1989年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实现市话程控化，1991年，市话交换机总量由1980年的2.37万门增加到31.28万门，市区电话机49.30万部，程控电话普及率每百人达14部。国际长途电话可直拨242个国家和地区，电讯业发展速度居沿海开放城市首位。

此外，广州还是全省的信息中心、人才中心、科技中心和教育中心，而为城市工业和区域经济服务的行业门类、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行业门类、为外向型经济服务的行业门类也都已形成规模。

随着广州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1990年，广州三次产业的比例为8.05:42.65:49.30，第三产业从人员从1978年的64.55万人增加到126万人，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从业人数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居全国大城市之首。广州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显著提高，在珠三角和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为广州成为珠三角的旗舰，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中心城市创造了条件。

第六章农村改革的深化与乡镇企业的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农村经济并没有完全搞活。1985年以后，广州农村改革进入以改革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内容的第二步改革。这一时期，广州农村全面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购销体制，发展商品经济。

一、农业经济，产业经营

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州郊区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的主要指标不断增长。1984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全市农业总产值为20.16亿元，比上年增长8.88%，农业人口人均收入353元，比上年净增90元，增长20.2%[73]。

改革开放政策为还为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会。1984年11月，广州实行蔬菜购销全面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蔬菜生产和流通。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更为完善。1984年，广州市农村97%的生产队完成了调整土地、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承包期从过去3～5年延长到15年以上[74]。

随着联产承包制的稳定和完善，推动了商品生产发展，也为农村分工分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84年全市农村从事非耕地经营的劳动力有45.6万人，占总劳动力数的23.33%，他们从事工业、商业、运输业、旅业、饮食业、养殖业等行业，一批善经营、懂技术的农民率先致富，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影响和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农业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是：农产品虽然增加了，但质量不高，品种不全，有些名牌的土特产品品质退化，不能适应市场，尤其是港澳和国外市场消费的需要。这一问题，在全国农村中也普遍存在。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中央1号文﹞，提出了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任务。文件提出：从1985年起，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同时，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

同一年，国家又放开了除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以外的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农业税也从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

中央提出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开放大部分农产品市场，加强产供销“一条龙”等措施，把农村改革从生产领域引入流通领域，增强农民的商品生产意识，密切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从而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

根据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精神，1985——1991年，广州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全面放开农产品价格，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购销差体制，发展商品经济。这一阶段市委、市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措施有：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发展布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鲜活农副产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放开价格，搞活流通。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养殖业、畜牧业、种植业等领域陆续出现了一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60%以上是以场带户的形式。这种专业经济组织，突破了行业和所有制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组成新的联合，为经营者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白云区江高镇家禽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一个典型。

1983年，白云区江高镇出现了近千户的家禽专业户，少者养鸡上百只，多者上千只，出产的江村黄鸡脂肪适中，品味较好，在香港供不应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问题逐渐成为农户的拦路虎。比如说，江高镇养鸡的农户数量多，但规模小，对饲养技术、饲养工艺不熟练，鸡的成活率很低，而且缺乏销售渠道。一旦遇上瘟疫和价格波动，散户往往承担不了这种风险。一些农户也缺乏资金和人力，难以扩大再生产。这样，家禽专业户逐渐出现良莠不齐、经济效益不等的现象。

为了扩大规模效益，这一年，江高镇以镇办鸡场为依托，联合8个村办鸡场和1000多家养鸡专业户，形成以场带户、科研与生产结合、与外贸部门挂钩、产供销“一条龙”的集团式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多功能的服务系统，鸡场为家庭经营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良种繁育供应服务，饲料生产供应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屠宰加工服务，产品销售服务。

建立了这样一种网络之后，既提高了农户分散养鸡的技术水准，又解决了农户养鸡难卖鸡更难的问题，还降低了农户养鸡的风险。这种后来被称为“江高模式”的新型的经济组合，实际上就是公司加农户，农、工、商一体，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市政府大力支持发展“江高模式”，并在1985年之后，在全市农村推广。

这种模式使江高的家禽养殖业产销两旺，继而带动了畜牧业的兴旺发达，使畜牧业产值占全镇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成为白云区江高镇的支柱产业。1988年，江高镇家禽养殖业上产值2200万元，分别占全镇农业总产值和畜牧业产值的30%和65%。江高镇成为广州主要的家禽商品基地。[75]它也促进了农业经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的轨道。随着养鸡业的发展，江高镇已逐步建立了一支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队伍，直接为饲养业服务的单位和联合体就有368个，对提高农业经营的社会化、规模化、效益化、产业化起了示范作用。

不久，“江高模式”又从畜牧业延伸到水果、蔬菜、水产等方面，对于整个农村商品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7年，江高果菜公司与广州铁路部门以及中兴公司联营，组成南粤果菜公司，把广东的水果、蔬菜、塘鱼运到华北、西北、东北等地，又把外地的苹果、葡萄、雪梨、哈密瓜运来广州。这种综合经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由于着眼于专业服务，也就开拓了市场，开拓了销路。1989年，白云区14个镇，有12个建立了畜牧或禽牧、水产联合公司。此后，蔬菜、畜牧水产、水果成了白云区农业的三大支柱，也成了广州“菜篮子”的主要供应基地。

“江高模式”还在番禺等地推广，全市家禽生产向专业化、社会化规模生产转化。1987年，广州实现家禽产品自给有余。1988年，广州的肉鸡出栏量达到3000万只，比1978年增长30多倍，商品率达到95%以上，每年除自给外，还可提供几百万只肉鸡出口。1987年，《人民日报》对“江高模式”进行了系列报道，并在全国大力推广，“江高模式”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模式。

番禺水产公司也是产销经营一体化的典型。它以总公司为“龙头”，充分发挥下属生产、管理、销售、科研、冷藏等部门的优势，在产前，有各种渔需品及鱼虾苗供应，在产中，有捕捞、养殖等技术指导，在产后，有销售、冷冻等流通服务，形成产技销配套，1991年，番禺生产的鲜鱼有55%经这个公司销出。

番禺农民彭福添则是个体农户进行产业经营的一个范例。1986年，彭福添依靠机耕和科学管理，承包了77亩水稻田，1987年增加到405亩，两年共收获稻谷30.85万公斤，除上交承包稻谷12.76万公斤外，还卖给国家议价粮18万公斤，共获纯利4.75万元，成为广州生产规模最大、收益最好的粮食生产专业户。

这一时期，广州还加强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服务体系：

技术服务。由县、镇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指导、技术承包、技术培训等服务。1981——1990年，广州农村开展技术承包的农田有225.93万亩，参加承包人员7882人。

流通服务。鼓励各种联合体、专业运输户和生产者联合经营，形成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体共同参与流通服务的格局，使广州农村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港澳以及海外市场。

加工服务。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与专业户合作，提供产前、产后服务，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既保证了原材料的来源，又扶持了农户发展生产，做到优势互补。

劳务服务。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的农户出现了劳动力困难，于是专业的机耕户应运而生。他们利用自己的农机设备，为有需要的农户提供代耕（包耕）服务。代耕（包耕）面积占一年两季稻田机耕总面积的90%。

系列服务。以经济实体为龙头，上联市场，下带农户，为家庭提供产、技、供、销一条龙服务。

1991年，农村各类服务组织齐全配套，为农民提供了良种、技术、加工、储运、销售等系列化综合服务。这些专业公司组织的产品除了供应广州外，还发展了国内外市场，它们组织南果、南花、南鱼、南菜北运，组织鲜活农副产品出口，提高了农业的创汇能力，使广州农业带上“外向型”的明显特征。

二、建设“菜篮子”工程

广州农村原来的生产布局，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改革开放前，广州市大部分鲜活农副产品，都要从外地调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1983年，广州农村已实现了对生产结构的较大调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78年的87：13变为1983年的75：25。粮食产值和经济作物产值在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随着起了变化，由1978年的65：35变为1983年的61：39。[76]此后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郊区农村经济向城郊型农业发展，力图把农村建设成城市的“菜篮子”。这些政策包括：

1984年，制订“服务城市，富裕农民，活跃市场，方便群众，增加出口，积极创汇”的方针，明确提出在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全面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大力发展甘蔗、花生、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渔业。

1985年起，全面实施对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以价值规律等经济手段刺激市场，以市场调节生产，引导郊区农业向城郊型农业发展。

1987年，制订《广州市“菜篮子工程”实施方案》，把建设城郊型农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建立基地入手，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与“菜篮子工程”联系起来，制定了长、中、短期发展计划。

1988年，增加了对农业经济的投入，每年对农业总投资力争达到财政预算总支出的10%，各县（区）、镇的比例应该更高。同时因地制宜、逐步而稳妥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使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77]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从1983年以后，郊区农村在种植业结构、农业经济结构、农村经济结构上，围绕建立城郊型农业，进行重点调整。

在种植业结构方面，粮食种植面积逐年减少，水果、蔬菜、花卉、黄豆、花生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有较大幅度上升。1991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所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从1980年的70：30变为60:40。

在农业经济结构方面，种植业比重下降，林、牧、副、渔业比重上升。1986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加快山区经济发展步伐的决定》，提出落实山林面积，积极发展造林种果，并要求用8年时间绿化全市，计划每年造林40万亩，8年内森林覆盖率达到50%以上。1986——1989年，广州绿化了7.7万公顷的荒山，1992年，广州8个区、县实现了绿化达标。畜牧业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占农业总产值的16.7%提高到23.7%。渔业也有新的发展，塘鱼和海洋捕捞水产品的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1年，种植业产值与林牧副渔业产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73：27变为64：36。

在农村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总产值与非农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61：39变为1991年的32.5:67.5，非农业总产值为农业总产值的两倍，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此外，在抓好商品粮基地、甘蔗基地、油料基地、优质谷基地，以及鸡场、猪场、奶牛场的建设的基础上，郊区农村重点建设了一批瘦肉型猪出口商品基地，发展了一批优质鱼虾、乳鸽基地和蔬菜基地。为了满足城市的吃菜要求，郊区建立了一、二、三线蔬菜基地，蔬菜种植面积从1984年的不足8万亩扩大到1990年的15.6万亩。1988年建立了45万头生猪基地，每年由市财政投入900万元，扶持生猪生产。同时，先后引进了美国和意大利的养鸡先进设备，装备和发展了康力、白云山和二商局养鸡场，作为鲜蛋生产基地。1984——1988年间，陆续从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地引进良种母牛1500多头，使奶牛存栏量增长10%，牛奶产量增长了41%。

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郊区老菜田逐年减少，菜田不得不向远郊转移。1986年起，广州远郊花县有8000多亩菜田被列入广州蔬菜三线生产基地。在短短几年内，花县的蔬菜种植面积由原来的8200亩拓展到2万亩，1989年蔬菜生产量达到4551万公斤，每年调入广州的蔬菜583万公斤。由于蔬菜基地连片种植，规模生产，蔬菜生产实现了二个转变：

由低效益向高效益转变。由于连片种植，采用科学方法管理，解决了蔬菜病虫害问题，提高了规模效益，产量逐年提高，1987年一般菜田亩产3600公斤，1990年二线基地平均亩产4479公斤，最高的达到6600公斤，每亩蔬菜的收入也比以前提高，1987年，平均一亩蔬菜的产值是1800元，1989年达到2651元。[78]

由自给自足向商品化转变。1990年，花县生产的蔬菜除自给外，调出县外的商品菜已达45.5%，一些批量较大的品种已在广州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花县成为广州的蔬菜生产基地之后，既为城市提供了市场所需的蔬菜，花县的一些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村，走上了种菜致富之路。1990年头9个月，蔬菜基地平均亩产值达到2464元，比1984年同期的578元增加了3.3倍，村民成为“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受益者。

到1991年，广州已初步形成了以菜、肉、禽、鱼、蛋、奶、果、花“八鲜”生产为主，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常规生产和开发性生产并存的城郊型农业生产格局。1991年，广州市蔬菜总产量达到139.71万吨，比1978年增长1.5倍，猪牛羊肉8.9万吨，增长18.86倍，家禽6.68万吨，增长27.5倍，水产品9.27万吨，增长1.93倍，鲜蛋2.38万吨，增长36.47倍，水果36.88万吨，增长6.12倍，鲜奶3.36万吨，增长30.43倍。[79]在农副产品数量不断增多，稳定供应的同时，产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品种质量不断提高。1991年，市场上的蔬菜品种有400多个，水果品种150多个，水产品种46个，家禽品种39个。蔬菜从以粗菜为主变为细菜当家，细菜品种占了80%，可食率达到九成，优良品种达到60多个。荔枝、龙眼、香蕉、芒果、木瓜、黄皮、柑橘等岭南优质水果发展迅速，家禽品种已多次更新换代，石岐杂黄鸡、樱桃谷鸭等品种占领市场，各类名贵海鲜也批量生产，虾、蟹、桂鱼、鲈鱼等已成为市场常客，上市供应市民。

到了90年代，广州市“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已取得突出成就，建成了一批粮、菜、肉、禽、蛋、奶、花等农副产品基地，全市农业商品率达到83.44%。市场上蔬菜、牛奶、家禽、水果全部自给，水产品、生猪、蛋品自给率达30%以上。生产发展了，商品丰富了，价格也趋向合理，人们购物也容易多了。改革10多年，广州人均占有水产品的数量一直居全国首位，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吃鱼比吃猪肉多的城市。市场上农副产品每天总流通量超过500万公斤，而广州市民每天的消费量是360万公斤，鲜活农副产品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指出：社队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和对国营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报告建议把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并提出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年7月15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4）4号文的若干规定》，定出明确措施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中央1号文﹞，提出了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任务。这项改革对广州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它明确提出要提高非农业的比重。这年2月，许士杰书记在市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变为县级经济的生力军。市区各工业部门要在发展规划、产品扩散和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乡镇企业有力的支持。乡镇企业也要致力于内部改革，完善经济责任制，广泛开展外引内联，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生产，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就地加工，积极为城区工业加工配套。”[80]

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市政府在税收上采取优惠政策，给予1985年新办的乡镇企业一年内减免税的照顾。1986年，又在政策上给予乡镇企业更多优惠。1987年2月，广州召开了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市带县、城乡结合办工业的决定，并制定了城乡结合办工业的各项优惠措施，决定从1987年起，4年内每年从地方财政拨出500万元贴息贷款，支持农村办工业。市长朱森林在1987年3月5日的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要“把城乡优势结合起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推进城乡共同繁荣。……城市工业管理部门和企业，要本着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劳动力等优势，积极扩散工业，从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支持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启动贫困地区内部的经济活力，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状况”。[81]

广州是沿海开放城市，又得毗邻港澳的地利、人和，广州农村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带有外向型的特征。进入第二步改革之后，乡镇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壮大乡镇企业。此后的几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利用地缘和人缘的优势，乡镇企业大搞“两头在外”的对外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本地农副产品深加工，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成为广州市出口创汇的生力军。各级政府对鼓励出口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使乡镇企业出口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出口产品由过去主要是传统手工艺品、粗加工产品，变为高、中档为主，能够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各类产品。1987年全市有75个镇（乡），办起515家“三来一补”、中外合资和合营企业，全年外贸出口总值达2.2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57.4%。乡镇企业建立起服装、玩具、皮革制品、针织、电子、红木家俱、机电产品等一批外贸出口生产基地，有700多种产品远销欧、美、亚、非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企业的形式多样，在各种所有制成分中，个体企业已占了约1/4的比重，逐渐成为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城乡结合办工业也有增长的趋势，1987年紧密型的经济联合企业有328家，主要分布在机电、建材、化工、电子、纺织等行业，城乡横向联合向项目大、产品新、技术高、效益好的方向发展。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取得了持续的发展。1985年，广州农村乡镇企业有4.61万个，总产值为21.46亿元。1986年，市有关部门大力促进城乡经济结合，从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支持了郊县的发展，1986年乡镇企业发展到8.13万个，总产值为30.62亿元。1987年是乡镇企业全面发展的一年，也是各项经济指标取得大幅度增长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广州市城乡结合办工业已不是过去的小打小闹，而是按照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开始将骨干企业向郊县转移。城乡结合企业出现了规模大、档次高、发展快、效益好的势头。据统计，这一年乡镇企业达到9.49万个，比上年增长16.22%，企业总产值45.26亿元，增长48.05%，占农村社会总产值63.67%[82]。有34%的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离土不离乡，发展农村经济。1988年以后，社会经济面临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时期，乡镇企业经历了市场疲软、资金短缺、成本上升的考验，生产增长幅度下降，不少企业面临亏损和停产。市政府继续给予乡镇企业以扶持。1989年起，乡镇企业经过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一批效益差、能耗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从而获得新的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91年，全市乡镇企业总收入129.08亿元，比1978年增长30.48倍；总产值109.87亿元，增长22.99倍。1978——1991年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递增率达到27.69%，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4.18%，从过去被视为农村工副业的位置，一跃成为“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农村经济重要支柱[83]。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乃至全市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7年，全市每个农村人口平均从乡镇企业得益280元。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乡镇企业的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乡镇企业还从利润中共拨出3.8万元，用于以工养农、以工补农、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购置农业机械和兴办农村集体福利事业。1991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50.44亿元，其中由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所构成的非农业产值达101.5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67.49%[84]。

第七章科教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进入全面改革之后，体制改革的领域从经济向科技、教育等领域延伸。科技工作从象牙塔走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教育领域的改革也使教育体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此基础之上，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道德、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风气日益好转。

一、改革科技体制，服务经济建设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改革的进程。全面改革体现在两个方面：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领域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方面。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同时规定了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针和政策，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揭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

从本质上说，我国的科技体制是伴随着经济体制一同建立的，经济体制中的弊病在科技体制中同样存在，主要是依附性强，听命于行政机关，科研单位没有自主权。在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科技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弊病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表现在科研单位缺乏必要的自主权，科研和生产、科研和经济相分离，又称“两张皮”。深入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改变科研自我封闭的模式，沟通科研与生产直接联系，促进科技向商品和生产力转化，成为科技工作的首要问题。

针对科研与生产脱节的弊病，1984年4月，市委召开科技工作会议，市委书记许士杰作了题为《依靠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报告。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技术改造要以技术进步为重要内容，引进外资要作为技术改造的主要手段。[85]会议通过了《广州市有偿使用科技三项费用暂行办法》等10个条例和方案，从而开始了科技体制的改革。这一年，广州市开始在科研单位实行所长负责制。市属45个科研单位先后实行了所长负责制和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课题承包责任制、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制，扩大了科研单位的自主权，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传统工业。

1985——1987年，广州开展了以科技运行机制为中心的改革，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单位进行分类管理；扩大科研机构的自主权。

1985年后，在市属45个科研单位中，有28个单位改革了拨款制度，逐步减少了对工业开发型科研单位财政拨给的事业费，有6个单位实现了财政自给。这一措施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科研单位吃“大锅饭”的问题，大大减少了财政拨款，又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率和商品化程度，引导科技成果走上市场。对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在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也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调节，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服务的动力。市属各科研单位改革拨款制度之后，科研经费平均削减70%。

这一时期建立了广州地区63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参加的技术市场信息协助网、市属县农村技术市场信息网、技术交易经纪人服务所、技术合同登记处，成立了技术咨询机构363个，组建了“科技开发公司”和天河区新技术产业区。技术市场的业务不断扩展，形式也从单一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向工程承包、综合开发和技术经营等多种形式发展，专利产品也进入了技术市场。1985——1988年共签订技术转让合同854项，合同金额3415万元。同时还开拓了国际科技市场，全市有21个设计单位与10个国家和地区的39个科研机构或企业开展了合作。

1987——1991年，改革的重点向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转移，广州市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1987年，广州市被批准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市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实施办法》。贯彻搞活科研机构的政策，广州积极发展科研部门和生产部门的横向联系，推动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从1986年起，广州推进科研单位与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发展了一批科研生产一体化的经济实体。1987年，广州进行了三个方面（局、区县、科研单位）、四个层次（高教系统属、各部和省属、市科委直属、各局各公司属科研单位）、十种类型（科研所改革十种类型：进入大企业成为技术开发部；与企业合资创办经济实体；与企业联合建立出口生产基地；调整布局使之成为乡镇、区街、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部；若干科研所联合建立成套技术工程承包公司；与企业联合建立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基地；以新科技成果为先导联合企业创立新产业集团；吸收企业形成科研先导型企业；下放科研机构建立城郊型科研生产基地；大科研院所、高校与地方政府建立高层次的全面合作关系）的试点工作。[86]到1991年，全市已组建科研生产联合体359个，所属区、县已分别与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高层次、多形式的联合，促进了科技向生产的转化。“七五”期间，广州共取得科技成果8115项，推广应用率达80%，居全国大城市首位，共创造产值114.09亿元，有1155项科技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省、市的奖励。[87]与此同时，广州执行《关于放活科技人员的若干政策规定》，为科技人员创造了人才合理流动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形成了爱惜人才、借才生财的社会局面。

为了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1987年10月，广州市成立了全国首家科技金融机构——广州科技投资公司。到1991年止，公司投贷支持科技项目210项。期间，广州市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发放科技贷款1.5亿多元，支持开发科技项目400项。与此同时，区、县、街、镇、局（总公司）、企业普遍建立起科技发展基金，市设立了以发展农村经济为目标的“星火计划”和以开发高新技术形成产业的“火炬计划”、引进技术设备消化创新、专利实施成果推广、高新技术发展等专项资金，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格局。[88]

此外，为了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央、省直属单位驻广州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区县科技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市科技部门和大专院校组织力量对口挂钩帮助区县。通过引进情报信息、成果项目、科技人才和培训技术队伍，提高了企业技术水平，促进了产品更新换代，加快了振兴地方经济的进程。

广州科技体制的改革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对推动广州高新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技术市场逐渐形成。

在开拓技术市场初期，成功解决“星期六工程师”问题的纷争成为关键的一步。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急需技术人才，而广州一些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才任务不饱和，也想借助乡镇企业施展自己的技术，并增加一些收入。于是，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纷纷“借广州人的脑子来发展”，他们聘请、咨询广州的科技人员，为他们的企业出谋划策，为他们设计产品和培训员工，解决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科技难题。这样，“星期六工程师”在一段时期里奇货可居。他们在周末赶往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再在星期一之前回到广州。珠江三角洲顺德桂洲的家电行业在80年代初期崛起，“星期六工程师”功不可没。但在如何对待“星期六工程师”的问题上，人们却存有争议。有的人认为“星期六工程师”支持了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功于经济建设。也有人认为“星期六工程师”打乱了现有的秩序，扰乱了市场，助长了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夺资源，破坏了经济建设。广州市科委认为，“星期六工程师”帮助了农村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广州技术市场的开拓，同时能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于是，广州市科委作出决定：凡属技术性额外收入，连本人工资在内，每月不超过900元的，不需交税；收入超过900元的，超过部分按税务局有关规定缴纳税收。这一措施肯定了科技人才的劳动，也密切了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的联系，为广州技术市场的开拓创造了条件。

广州技术市场兴起于1979年。这年12月，市人民政府批转了市科委《关于我市科研单位用经济办法，广开门路，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意见》，广州技术市场得到了发展的空间，技术有了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机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课题招标，项目招标，信息交流，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创新和转让，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外文资料的翻译，技术承包等方式逐渐出现。1981年，广州市通过各类技术市场推广的科技成果58项，创产值10588万元，获利润3031万元。[89]同年，广州举办了广州地区首届科技成果交流展览会，介绍了946项科技成果。这次交流会后，不少科研单位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寻求新的科研课题，研究开发新的产品。此外，由行业协会组织的技术信息交流会、由研究所组织的技术交易会、由民间团体组织的技术交易会等也不断举办。1980——1982年，广州市有4600多项科技成果通过各种渠道投入生产和推广应用。1980——1985年，广州技术进步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达22.46%，特别是1981年，技术进步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高达41.29%，已接近资金投入量增长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广州工业的增长从数量型增长模式向效益型增长模式迈进。

1986年12月11日，市长朱森林在中共广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科技工作要“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基础研究，大力推广见效快、效果好的科技成果，努力提高科研队伍的素质和研究工作的质量，使科研工作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为此，应“围绕着广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课题，以及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加强科研工作。必须加强重点科研项目的规划，并以项目为纽带，统一安排科研、投产及推广应用，形成科研、生产一条龙”[90]。这一年，市委、市政府还主持制定了《广州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从1986年～2000年科技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把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放在科技工作的首位，有选择地加强新兴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有重点地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继续开展对工业、农业、医疗卫生、交通、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科技攻关，同时加强先进的适用技术进步；有计划地扩大技术引进，把技术引进同研究开发、消化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的起点，增强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增加出口创汇；有重点地支持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决策科学的研究。

《广州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把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上来，从而推动了广州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这一时期，市委研究室还同市科委等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了《科技兴市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科技事业的措施，如建立科技基金会，建立民营科技园，并使之享受与开发区相同的优惠政策和措施。“科技兴市”的口号，广州最早在全国提出。

到1991年，广州基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技术市场：

与国内外的技术贸易联系进一步增强，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到1991年，广州地区建立了有63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参加的技术信息网，成立了技术咨询机构316个，技术经营机构472家，技术合同登记点7个。每年组团参加国内外技术贸易会和展销会。

以广州科技开发总公司为中心的技术贸易、中介、服务机构网络进一步完善，增强了技术市场的功能。建立了“广州市专利技术开发公司”，成立了“广州地区科技处长、镇长联谊会”，通过科技沙龙活动、信息发布会、技术市场交易会、专利和技术合同登记、科技成果展销会等形式，立足广州地区，面向国内外，把信息传递、中介服务、技术贸易、专利许可证贸易、投资、开发以及人才流动等集中在技术市场之中，沟通了科技信息，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开发利用。

由国家科委和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前三届称“全国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会”）”于1989年开始举办，规模越来越大，交易额越来越高，成为向国内外辐射技术成果的窗口和集散地。

实现了区县地方政府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把科研生产联合推向更高层次。1987年开始，广州市有6区4县，分别以科技指导组、科技经济联合中心、科技进步促进会、科技开发总公司、新技术产业区等形式，与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引进人才、引入科技成果、制订科技经济发展规划、实施科技项目等，提高了科技工作的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1985——1991年，广州地区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与地方企业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2703项，合同金额16380万元。[91]根据对1984——1987年间的128项科技成果三年投产和应用情况的统计，共投入科研、推广费用2179.37万元，创产值47502.17万元，获税利10097.34万元[92]。1988年，广州市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达到80.88%。常设的技术市场天河科技街有全国各省市300多家企业设点营业，1991年营业额突破3亿元。

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凭借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赢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时候，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就曾预言，往后的经济格局将愈益弱化对土地、资本、劳动力或物资资源的依赖，左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主导因素将让位于知识总量、人才素质所决定的科技进步率。据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Robert  Solow）等人的测算：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增长中依靠科技进步的比重为45%，目前已超过80%。日本50年代为55%，70年代已上升为82%。中国解放后到1978年，平均为23%，1981——1997年平均为31.65%。[93]随着科技进步对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逐步为人们认识，广州的科技工作已从象牙塔走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围绕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发展现代化的“三高”农业等方面，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和效益日益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二、改革教育体制，发展全民教育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教育体制改革也提上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日程。1985年5月27日，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分析了我国教育体制的现状和改革方向，强调指出了现行教育体制的主要弊端，主要是：政府部门对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中央认为，要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要加强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发挥高校的潜能和优势，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

当人们从拨乱反正中得到解放后，当千千万万的“臭老九”重新被确认为国家的主人时，他们面对的是严酷的现实：如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样，教育同样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教育的落后，直接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也直接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不少有识之士开始为改变这一状况鼓与呼，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就呼吁：“人才问题是百年大计，又是当务之急，是四化建设的紧迫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和后进地区相比较，产品有差距，技术有差距，穷富有差距，原因可以有许多，但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人才的差距。不解决人才问题，即使有了投资，还可能浪费掉，有了机器设备，还可能损坏掉，经济还是搞不上去。要想发展快，必须有人才。人才，比资金、设备还主要。”[94]1983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努力开创我省教育事业新局面的决定》，提出了正视落后，狠抓基础，奋起直追。1988年，省委、省政府又作出了《关于普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掀起了教育改革高潮。

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精神，广州市加快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1985——1990年间，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如《关于改革教育体制，发展教育事业的决定》（1985年10月）、《广州市农村初中办学的基本要求》（1987年）、《关于加强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工作的决定》（1987年10月）、《广州市新四区、四县九年制义务教育质量规划》（1990年）。市委、市政府提出：

加强基础教育，在1988年基本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86年，市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和普通高中招生数的比例要达到5：5，1987年达到6：4，黄埔、天河、芳村、郊县在1988年要达到5：5，1989年达到6：4；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岗位培训，在1990年以前对全市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及后备干部全部轮训完毕，同时开展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技能培训和农村青年的实用技术培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高校在学校建制、招生、分配、财务、教学、科研、对外交流等方面行使职权。

在这期间，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改革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全面实施九年制义务基础教育。1984年，全市实现普及小学教育。1985年底，广州农村地区开始分步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了县、镇、乡三级办学管理体制。1988年，老城区普及初中教育，1990年，新城区、4县也全部通过了初中办学条件验收，广州市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基础教育。全市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入学率从1985年的74.64%提高到97.5%。从1987年开始，全市小学以“减轻负担、生动活泼、全面发展”为目标，开展以教学为中心的整体改革，包括减轻课业负担，改革课程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建立社区教育体制，改革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等。到90年代，广州小学毕业生取消了升学统考，初中招生采取就近入学和推荐结合，填报志愿与电脑派位结合的方法。中学整体改革分别从薄弱中学和重点中学抓起，对25所薄弱中学加强了内部改革和管理，并给予扶持；重点中学则提升质量和管理，办成一流学校。

推行“两聘两制一包一奖”六项改革。从1984年起，广州开展了校长负责制试点，后又实行“两聘两制一包一奖”（聘任校长、聘任教师、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职工岗位责任制、经费包干和浮动奖励工资）和校长任期目标制，整个改革分批实施，分步到位，逐步发展。市教育局向学校下放了部分权力。通过改革，让职、责、权、利统一起来。学校有了办学的自主权，引进了竞争机制，完善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提高了校长和教师的积极性。

改革高校招生和就业制度。高等学校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开设了各种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专业，，如经济、法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自动控制、社会学以及室内环境设计、建筑装修工程、涉外会计、电气设备维修等。在招生方面，除了按照国家计划招生外，还采取委托代培、自费走读、函授、干部专修、夜大等形式扩大培养人才的规模。从1982——1991年，广州地区普通高校从18所发展到25所，在校学生从3.1万人增加到6.44万人，年招生人数从0.9万人增加到1.9万人。1991年，市属高校招收的新生中，自费生和委托代培生占了60%以上。毕业生除了师范生外，基本实行双向选择，供需见面，择优录取。

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也有改善，普通中学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合理分流的格局基本形成。市区各类中专、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招收初中毕业生人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2%提高到1985年的44.6%，1991年达到50.3%。全市职业高中有41所，当年就业率达80%。学校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不断开设相应的专业，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教育部门与工厂企业办学并举的方针，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到1991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开设的专业近200个，与广州地区机电、轻工、医药、纺织、建筑、交通、运输、商业、财政、旅游等行业基本配套。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则发挥了生产示范、新技术推广、宣传科普知识的作用。

成人教育逐步建立，工作重点转到与各行业相应的岗位培训。职工教育以中级技术培训和班组长岗位业务培训为主，农民教育以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主。1985年与1980年相比，全市职工未达初中文化水平的从70%降到30%，工人技术等级从平均3级提高到3.6级。“六五”期间，广州基本完成了青年职工的初中和初级技术补课任务，“七五”期间转入以提高职工的岗位技能为重点，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企业整体效益为目的的岗位培训。1989年11月，广州市颁布了《广州市职工教育管理条例》，使全市的职工教育有规可循。同时，有计划地对大中型企业领导、各类专业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观念也在发生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对教育的认识有了改变。“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科技是今天，教育是明天”、“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过去办学是政府的事情，庞大的经费支出往往造成政府“想包包不了，要管管不到”。80年代后期，逐步建立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办学体制，以及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投资体制，使教育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从1986——1991年，全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共投入资金约3.5亿元，其中区、县政府投入约占33.5%，镇、村及群众集资、华侨、港澳同胞捐资约占41.1%。1985——1990年，全市共征集教育附加费1.705亿元，直接用于“普九”的约占81.9%。1988年9——12月，由市委研究室等10个单位联合发起的振兴广州教育系列活动，包括开展理论研讨，举办“羊城教育论坛”辨论赛，振兴广州教育献良策征文活动等。系列活动唤起了全社会关心教育的热情，并在不久之后的“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92年1月12日，广州市中山纪念堂门前隆重举行了广州市首次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700多个单位1300多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步行队伍，62辆彩车花团锦簇行驶过市中心。省市领导方苞、高祀仁、黎子流等，以及港澳地区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等为活动仪式剪彩，并走在队伍的前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国家副主席王震特意发来了贺电。中央、省、市电视台、港澳电视台以及全国各大报纸争相报道。首次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历时一个多月，前后有1829个单位参与，共筹集资金人民币1247万元，港币513万元[95]。1992年6月，国家教委发出倡议推广广州“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的经验。

华侨、港澳同胞是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和积极参与者。怀着对祖国家乡的一片赤子之情，祖籍广州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素有关心桑梓、为家乡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的优良传统，把兴办教育当作义不容辞的天职和报效桑梓的头等大事。广州的不少学校，如暨南大学、华侨中学、培正中学等，就与“侨”字有关，而中山大学、广雅中学、兴华中学以及多间幼儿园，也得益于华侨捐赠良多。暨南大学是一所以招收华侨和港澳、台湾籍学生以及归侨子女为主的学校。从1978至1987年，华侨、华人对学校共捐资港币1071.3万，美元112万，人民币223.3万元，图书两万多册，教学设备、办公用品一批。1989年海内外培正校友和师生共同集资194万元，兴建培正中学百年纪念堂，其中华侨、港澳同胞捐资180万元。1978年后，培英中学海外校友捐赠给母校大批先进教学仪器，折款达3000多万港元。80年代培英中学校友会发动海外校友捐款，为母校建成了一座占地2300平方米的现代化科学馆。番禺区华侨李发，自1984年起，先后捐资200万元，在家乡兴建了博厚幼儿园、草堂学校、南村教师进修大楼和南村中学教学大楼等16个项目。

在这些爱国华侨中，霍英东和邵逸夫是两位杰出代表。1977年，“霍英东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一直以捐献和非牟利投资形式，策划了数以百计的项目。80年代初期，霍英东捐资3700万港元，在中山大学兴建了英东体育馆，1990年1月，英东体育馆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此外，暨南大学华侨医院的门诊大楼（也即英东楼）、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的“霍英东技术交流中心”也是霍英东捐资兴建。1986年，霍英东拨出1亿元成立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下设“青年教师基金”和“青年教师奖”，资助青年学者出国留学和奖励在教学科研上有成果的青年教师。霍英东还在他的家乡番禺南沙捐款建立了南沙中学，并投资兴建了广州南沙科学馆，这是当时华南地区最大的科学馆。

邵逸夫也是一位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慈善家。1985年后，邵逸夫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在中国，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各地。

80年代以后，华侨、华人一方面捐赠大笔办学资金，引进先进教育、实验设备，一方面发挥了推进广州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作用，把广州引向世界，也把外国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信息引进广州，不仅使广州在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高素质人才，使之成为推动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才。据统计，1979——1990年，华侨、港澳同胞累计捐资人民币近6000万元[96]。1986——1990年，市委、市政府先后两次召开表彰大会，表彰热心捐资助学的霍英东、马万祺、曾宪梓等一批华侨、港澳同胞。

“今天的教育，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已成为广州领导和群众的共识，“以人为本，人才至上”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使得整个教育体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广州的未来送上了一份厚重的礼物。

三、建设精神文明，培养良好风尚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承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议论。一种说法是广州人只管挣钱，但精神空虚，人情冷漠，同时由于对外开放，大门敞开，“苍蝇蚊子都进来了”。针对种种看法和议论，广州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围绕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开展了许多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从1978——1991年，广州市创建精神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起步阶段。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经济、科技、文化和管理知识一起进来的，是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81年，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广州开展了整顿市容卫生、整顿交通秩序和“学雷锋、做好事、树新风”活动。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少年积极参与了向社会传播文明新风活动。1982年2月，市委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实行“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时期，东方宾馆办起了音乐茶座，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形成了文化娱乐市场。坚持“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发展健康的积极的文化，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982年，响应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97]活动的倡议，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在全市开展创“三优”[98]活动及“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从1982年开始，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建立“三优”为目标，广州连续三年、每年三月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近百万青少年组成青年突击队和青年服务队，走上街头，举办“为您服务集市”，为改变城市脏乱面貌，树立社会新风作出了贡献。

80年代初，广州开展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全市有80多万职工加入读书自学岗位成才活动，40多万干部和职工参加了各类业余学校和培训班的学习。

1984年，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广州市人民文明公约》，在全市开展“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广州”的群众活动，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广州精神文明建设也从此逐步走上经常化和制度化。1985年，市委提出“三年美化广州城”的目标，得到人民的积极响应，在美化心灵、美化生活、美化环境、美化单位和美化家庭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同年，全市开展了“学习南华西街，创建文明街道”竞赛评比活动。

从1984年开始，市委、市政府每年都树立一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如勇于改革开拓的白云山制药厂，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南华西街和槎龙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康”的广州卫生处理厂，“诚暖顾客心”的广州酒家，“辛苦我一人，温暖千万家”的红山煤店，“甘当公仆，造福群众”的南华西街党委书记韩伟煜等，他们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影响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第二阶段：1986——1988年，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阶段。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99]公民，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决议》的精神，结合广州地区文化发展特点和社会发展要求，广州制订和实施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广州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服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一致，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相适应，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广州新文化。

1986年12月，在中共广州市委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提出了1987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计划。此后，市委、市政府从广州的实际出发，在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创三优、迎全运”和“88羊城礼貌年”等一系列群众性活动，形成了体现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八根支柱”： “微笑的广州”、“友爱在车厢”、“诚暖顾客心”、“双评（基层评议领导机关，市民评议服务单位）”、“职工读书自学”、“美的家庭文化”、“学习南华西街，创建文明街道”和“军民共建文明中山路”。1987年开展的“微笑的广州”活动，作为当年举办全国第六届运动会的服务口号和服务标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活动有50多万青少年参与，为运动员、观众、记者提供了热情周到的义务服务，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青少年的服务行为也感染了许多市民，促使广大市民掀起“学文明用语，懂文明用语，讲文明用语”的热潮。

1987年，广州市十多名“学雷锋、做好事”的积极分子，不满足于原有的临时性的服务形式，试图在形式和内容上做一些改变。他们在团市委、市教育局的支持下，率先开通了“中学生心声热线”。当时正处于传统教育与改革开放后涌进的西方思想观念激烈碰撞之时，不少学生为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问题而迷惘，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中学生心声热线”，从开通的第一天起就成为真正的“热线”。很多学生打电话来咨询感情问题，接听者从来不用老师的口吻教训学生，而是做一名忠实的听从，并和他们交朋友，这种与众不同的接听方式，使内地的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外地学生也纷纷打电话来咨询。这是我国第一条专业化的志愿服务热线，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学雷锋、做好事”向现代志愿服务模式转型的开始。

这一时期，南华西街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好成绩。南华西街在发展集体企业，1985年创利润1500多万元，居全国十大城市街道之冠的同时，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街道青年读书学习风气深厚，建有街道文化中心和职工培训中心，95%的中青年职工都参加了文化学习。环境卫生方面也走在全市前面。南华西街的所有街巷都建有花坛花基，使街道净化、绿化、美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管，婴有所托，残有所辅”，全街有近70%的居民户是“五好”家庭，成为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良好的文明街道，多次受到省、市的表彰。

1987年9月29日，广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评选活动揭晓。南华西街两个文明建设、“微笑的广州”活动，广州卫生处理厂“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康”的精神、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闯出新路、“友好在车厢”活动、《广州日报》改出8版、军民共建文明中山路、群众体育活动、职工读书自学活动和“美的家庭文化”活动入选。广州南华西街荣登广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评选榜首。

第三阶段：1989——1991年，这是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广州以“建设文明广州，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塑造广州人的美好形象”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爱祖国、爱广州的教育活动。这次活动从爱国主义的高度，把树新风、讲奉献，塑造广州和广州人的良好形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和工作的主要内容，开展了“爱我中华，爱我广州”的系列活动，发动人民参加“广州人精神”、“广州市风”的讨论和设计市徽图案、征集市歌词曲的活动。1990年正式确定和公布了广州人的精神是：稻穗鲜花献人民。广州市风是：团结、友爱、求实、进取。确定了广州市歌和市徽。同时，广州还开展了学雷锋、学“红山煤店”、学习韩伟煜的活动，举办“工人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稻穗鲜花献人民”的演讲比赛和“广州市歌大家唱”等系列活动。1990年，围绕“艰苦奋斗讲奉献，团结进取建广州”这一主题，广泛开展实践“广州人精神”、建设“广州市风”活动。1991年，开展了“羊城新风传万家”活动。这一系列活动使广州人精神和广州市风成为广大群众的社会活动。

这一期间，广州还加强了青少年教育，形成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三结合的网络，建立了一批少年军校和少年警校。在社会上，为了净化社会风气，坚持“扫黄”、除“七害”，净化文化市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创建文明单位和“双评”活动，以及创建“双拥”模范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1990年下半年开始，广州先后有20多万干部、80万职工参加了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为指导，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内容，结合形势，进行基本理论的系统轮训，同时开展具体生动的系列活动，如“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好”大家谈，“千家齐齐话（改革开放）新事”等，引导人民正确认识国情，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改革开放好，党的路线好，社会主义好，党的领导好”成为人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