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折的年代

粉碎“四人帮”后，澄清经济理论上的种种误区，成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于是，经济学界最早打响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哨战。真理标准的讨论，形成了强大的思想解放洪流，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在不断冲破思想藩篱、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广州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一、经济学界的前哨战

197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它承担着太多的责任，肩负了太多的使命。

“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

“四人帮”的罪行得到了广泛的批判，其帮派体系被进一步清算；恢复高考制度，科教领域呈现出勃勃生机；恢复和发展生产，曾经面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然而，“两个凡是”[1]的禁锢，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按既定方针办”的困扰，经济建设的高指标，继续“批邓”的指示，凡此种种，无不让人们心头疑虑重重。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澄清理论上的种种误区，成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于是，还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之前，经济理论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打响了理论界拨乱反正的“前哨战”。

1978年以前，在怎样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我们曾受到各种错误观念的干扰，如有认为商品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否定商品生产；有认为按劳分配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是滋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重要基础；有认为发展生产力是“惟生产力论”，在突出政治的幌子下反对按经济规律办事，把必要的规章制度视为管、卡、压。更早之前，广州的市委书记吴有恒和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卓炯，就因为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受到严厉的批判。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人们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对过去奉之为“真理”的东西产生了怀疑，而过去弃之为“垃圾”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理论，则逐渐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

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才能排除城乡资本主义的活动，才能加强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1978年7月7日，全国城乡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发言，强调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这些环节缺一不可。生产是生产总过程的决定因素，但是交换、分配、消费对生产起着重大作用。

国务院的《通知》和华国锋的讲话，尽管带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它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对于在经济学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很有意义的。

在广州，卓炯公开论证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理论。1978年1月24日，《广州日报》发表了卓炯题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的文章，文中提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别；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优越，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价值规律。此后，卓炯陆续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8年12月5日）、《怎样认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1979年2月16日）、《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1979年3月30日）等文章，为商品经济正名，批判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的错误观点。

广东省、广州市经济理论界对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作了积极的回应。从1978年1月起，《广州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吨位奴隶论”的批判》（1978年1月17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年4月5日）、《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价值规律》（1978年5月8日）、《大肆渲染“资产阶级权利”用心何在》（1978年6月7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温床”吗》（1978年9月27日）、《论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物质利益原则》（1978年11月7日）等等，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次讨论取得了如下共识：

第一，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在中国，发展商品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凡是有商品存在的地方，价值规律都会对生产和流通发生作用。价值规律和计划调节的关系可概括为：价值规律是基础，计划调节是主导。第三，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它在本质上是反剥削的，它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的结合。在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强调按劳分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

1978年发生在广州经济学界的讨论，以及以卓炯为先驱的计划商品经济思想，对于长期以来深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理论界，无疑是一股清新的春风，吹开了人们头脑中的迷雾，理顺了人们的思绪，成为日后广州改革开放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它在实践中也有力地推动了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悄然兴起。1979年下半年，广州工交战线大部分企业实行了综合奖和定额超产奖[2]，人们开始使用经济手段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按经济规律组织生产，搞活企业。

另一方面，经济学界的讨论，也逐渐触及到毛泽东晚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错误和实践，与当时领导层提出的“两个凡是”也是相抵触的。显然，要从根本上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光靠经济学界的讨论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明问题。1978年5月11日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开展以后，思想解放便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而经济学界的讨论，也就融入到这场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中了。

二、真理标准讨论引发思想大解放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每当社会上出现一些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纠正过来的观点，如按劳分配、发展商品经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言论时，总会受到来自某些当权者和理论权威的干扰和反对，理由往往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中央领导层也提出“两个凡是”口号，一些当权者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在毛泽东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有限的批判和纠正，这使得揭批“四人帮”、发展国民经济、在各个领域里拨乱反正受到很大的困扰。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应该以什么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便成为困扰人们心头的一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两个凡是”提出不久，邓小平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积极倡导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陈云、叶剑英、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相继撰文支持邓小平。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要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展开。

在广州，根据省委和市委的安排，《广州日报》在5月12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5月17日，《广州日报》专门开辟了《学一点哲学》系列讲座,陆续发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此后，《广州日报》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不断刊登和转载有关的讨论文章。

8月以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在各个部门展开，有关单位作了专题报告和学习辅导，并组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叶剑英、邓小平的有关讲话。市委机关在讨论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要求联系实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事实揭批林彪、“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歪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

把理论放到实践中检验，有的事情很快就能看个分明。商业系统的干部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70年，林彪在广东的追随者以“战备需要”以及不“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借口，在广州搞所谓的“闹市不闹”，对闹市区和居民集中区的商业网点进行大调整。一年之内，全市被撤销商店322间，迁移、合并商店240间。这些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店撤出市中心后，广州马上出现了“吃饭难”、“理发难”、“住宿难”、“购物难”等现象，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经过多年才形成的商业街，如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北京路、第十甫、下九路、高第街等商业街，也因此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而那撤离了广州的35家饮食店、19家理发店、3家旅店在迁到郊区农村后，大多因为客源少，营业额下降而造成亏损，不得不靠国家财政补贴。实践证明，“闹市不闹”严重地破坏了市场平衡，扰乱了人民生活，破坏了城市商业发展，还对国家财政造成极大的损失。

通过这一事实，商业系统的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要把实践作为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抛弃。

其他战线的干部职工，也从实践出发，揭批林彪、“四人帮”违反客观规律，破坏各种经济政策的罪行，如郊区委员会揭批林彪、“四人帮”鼓吹“菜农不吃商品粮”，实行“以粮为一”，破坏多种经营的罪行；商业委员会揭批林彪、“四人帮”否定价值规律，破坏市场供应，否定按劳分配，破坏定额管理和生产责任制以及关闭农贸市场的罪行。厂矿企业的同志通过分析业务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教育战线的同志总结建国初期28年来的历史，围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推行“两个估计”、破坏教育、残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市委党校也举办一系列的学习班，分期分批对机关干部进行轮训，学习哲学，端正思想路线，深刻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投入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

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明确提出“首先是解放思想”的论断。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强调，是否解放思想，“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这个报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为探索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全会还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广州继续深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8月，市委批转了市委宣传部《关于召开农村宣传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请示报告》，提出要补好真理标准这一课，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思想武器，把讨论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同时要联系实际，着重联系干部群众对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和各种方针政策的认识，联系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问题，以及从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

接着，8月31日到9月5日，市委宣传部在番禺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布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领导带头，联系实际，开展讨论，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5]。

9月中旬，共青团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在开幕式上说：共青团组织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团员、青年再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课题。所有部门，从机关、厂矿到农村、学校，都要联系实际，认真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6]。

此后，广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面展开并走上高潮，由思想理论界扩展到各个领域，由党政机关深入到工厂农村，形成了规模更大、更为普及、更为热烈也更深入的大辩论。它也可看作是对前一阶段讨论的补课，而补课所起到的对思想解放的作用和对实际工作的促进，也是前一阶段所没有达到的。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上，新闻媒体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一些问题上改变了人们过去僵化的错误的认识，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

针对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发展集体所有制工业问题，9月21日，《广州日报》发表了云新的文章《充分发挥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作用》。作者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作用，要确认企业对其所属的人、财、物和利润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承认企业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承认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

针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奖励制度问题，9月24日，《广州日报》发表了工交战线的系列文章，报道了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橡胶五厂、广州钢琴厂等单位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提出要把经济搞活，把企业搞活，就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生产力得到最大的解放和发展。要搞活企业首先要搞活思想。作者提倡要发扬勇于探索、敢闯禁区、立志改革的精神，要用实践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凡是为实践证明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就要理直气壮地去干；相反，就要进行改革。

10月24日，《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生动一课》。文章介绍了清远县工交战线出现的两件大事：一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减少了机构层次，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改革奖励制度，在全县工交企业中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没有上级文件依据、没有上级领导点头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的直接原因是1977年，清远县工交企业亏损31万多元，企业要借钱发工资。1978年第四季度开始，清远县工交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国营工业总产值比第三季度未改革时增加了28.8%，实现利润比前三个季度盈利总和还多35%。1979年情况更好。当年头8个月完成总产值比1978年同期增长11.53%，实现利润比1978年同期增长4倍多，已超额80%完成年利润计划，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明显提高。生产上去了，企业实现了增盈，国家实现了增收，工人实现了增益，对国家、企业、工人都有好处。这是实践教给人们的生动一课。

清远经验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广东省委肯定了这一做法并在广东各地加以推广，广州也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经验。

在农村，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关注。从10月到12月，《广州日报》发表了农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系列采访札记，从多个侧面反映了郊区农村解放思想、落实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的状况。

关于农村落实干部政策问题，10月11日的《广州日报》发表了《对人的处理不唯书，要唯实》一文。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和1964年“四清”中，挫伤了农村一大批干部，以新滘公社为例，1958年以来受处理的干部达1974人，小洲大队“四清”运动中受处理干部占干部总数90%以上。而这几次运动，当时无论在文件上还是在书本上，都是肯定的。对这些干部的平反就遇到否定历次政治运动这样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各级党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平反，使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农村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关于落实生产责任制问题，10月13日的报纸发表了《打开了解放思想的大门》一文。1979年，从化县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改变了过去实行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当年早稻获得大丰收，水稻总产和单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县社社增产，95%以上的生产队增产、增收、增分配，干部群众人人高兴。

关于扩大生产队自主权问题，10月22日登载了《种植的自主权要不要交回给生产队》，文章反映了1978年开始，花县花山公社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把不适宜水稻种植的土地3000亩改种花生、蔬菜、鲜花、水果和药材，1979年又减少水稻种植面积1300亩。由于加强了田间管理，水稻总产不降反升，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任务，向国家交售的猪肉、花生油也比以前增多，出口的蔬菜、鲜花还换回了大笔的外汇。

对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做法，报纸也作了讨论。12月1日登载了《决不能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报道了新丰县沙田公社阳福大队的情况。由于过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使“阶级敌人”越抓越多，“阶级斗争新动向”层出不穷，挫伤了很多人。据统计，阳福大队属“专政对象”、“审查对象”以及因各种原因受牵连被批判的人占全大队总数的70%左右，致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生产越来越糟，人心越来越散。三中全会以后，阳福大队党支部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各种错划错判的人平反，为地富分子摘帽，对他们的子女重新划定成份并安排工作。在这之后，人心安定，局面稳定，大家的精力也转移到生产上来。1979年，阳福大队水稻生产全公社增幅最大，花生、黄豆产量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此外，12月5日的报纸还登载了《宗教式狂热的教训》一文，报道了东圃公社棠下大队废除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根据客观情况安排生产的事情。棠下大队是1958年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从那以后，棠下大队便被涂上神秘的色彩，各种形式主义、个人崇拜的东西层出不穷。三中全会以后，大队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按实际情况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共赢的局面。

从这一系列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开展真理问题讨论之后，干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生产得到发展的事实。“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真理将越辨越明，束缚人们手脚的枷锁将被砸碎，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就更加有信心了。”[7]

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上，广州也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为广州、广东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广州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长期以来活跃的商品经济，广州独特的“市”文化，广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再次诞生了独领风骚的经济理论。1979年，当大家普遍接受了卓炯提出的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时候，卓炯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这年4月，卓炯提出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基本思路。他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商品经济体制，而不是调整政府管理过多的问题。经济改革是一个体系的转换，要对计划经济体制组成部分的财政、物资、企业、工资、计划、商业、金融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卓炯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他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再次超前于当时经济学界的观念，直到1992年以后才被普遍接受。1992年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成为人们的共识。

尽管一时未被理解，但这一次卓炯已不再孤单。随着改革的深入，卓炯的观点经受了社会实践的考验，并很快被广东的改革开放所证明。他的理论对广州、广东的改革开放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广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很快发展，首先是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先行，并且能贯彻始终。卓炯的思想和理论引导了人们的实践，而人们的实践反过来又验证和丰富了他的理论。1984年12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把它作为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1985年6月，鉴于卓炯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探索中所作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卓炯“特等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卓炯“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卓炯逝世后，广东经济学界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于1988年举办了著名的市场经济双月座谈会，在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著名学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对卓炯给予很高评价：“在广东，当初搞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很快发展，首先是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先行，并且能贯彻始终。在这方面广东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卓炯，一位是任仲夷。”[8]

就在卓炯提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基本思路的时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它冲击了各条战线、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1979年下半年，广州颇具影响力的文艺刊物《作品》和《花城》，先后把一尊雕塑作为封面。这尊雕塑的名字是《猛士》，它还有一个副题——《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这是以“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不低头不退却的女英雄张志新为原形塑造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跪骑在腾空跃起的骏马上弯弓搭箭、奋然疾射的矫健、刚劲的裸体少女形象。这件后来被视作中国雕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人指责作品“下流”、“不合国情”，也有人盛赞这是解放思想的杰作。而作者唐大禧的创作冲动，却是源于处在大变动社会中的深刻思考。“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激励着我。我眼前出现了‘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图景，脑际回旋着许许多多真正的猛士为真理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形象。”[9]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些禁锢年代里被压抑却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的“猛士”们表现出来。这样，《猛士》出生了，一场持续了大半年，波及全国的争论也开始了。除了《作品》、《花城》之外，《文艺报》、《文汇报》进行了报道，广州本地媒体刊登了大量有关的评论。直到1980年6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肯定了《猛士》，争论才告一段落。而这场争论，对于长期以来的保守思想和陈腐观念，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1979年以后，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伴随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广州的改革开放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新旧观念的交锋，各种思想的碰撞，激活了整个时代。广州人民高举起思想解放的旗帜，不断地探索，创新，排除各种干扰，披荆斩棘，谱写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三、改革开放——历史的必然选择

到了1978年，新中国成立已有29个年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已经历了20多年历史。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几乎吞食了我们20多年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到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广州国民经济已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生产、流通、分配等领域异常混乱，人民生活比起50年代改善甚少，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但是，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是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历史灾难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大的补偿。“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0]我们从此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直接促成了改革开放。

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决非偶然，它是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历史的因素。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的“一大二公”的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大革命”更加剧了这一灾难。

建国以来，我们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随着社会发展，它的弊端日益暴露，集中表现在：生产管理上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政企不分，严重损害了企业的自主权；忽视了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不能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齐齐吃大锅饭，严重损害了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这种旧体制只能把企业变成毫无生气、缺乏活力的行政组织。而“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灾难深重的内乱，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无不受到冲击和破坏。其结果是使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

以广州为例。进入70年代，旧体制内在矛盾的积累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广州国民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1966——1970年间，广州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0 .4%，1971——1975年间降到6.9%，1976——1978年间降到4.8%，向来增长水平大大超过农业的工业部门，在此期间平均增长率都低于农业部门，仅为4.7%，成为广州建国以来历史上最低的增长时期。广州社会经济的矛盾也日益突出，集中体现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三大产业结构失衡，外经外贸发展缓慢，第三产业严重萎缩，电力、燃料、原材料供应长期不足，交通运输紧张，基建战线过长，半拉子工程多，不少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

事实证明，旧的体制不打破，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改变，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希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是现实的因素。从1957年以来，我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做法，使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人心涣散，生产上不去，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尽管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离这个目标却越来越远了。

从1949年广州解放到1978年的29年间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斗争的态势一个比一个猛。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宣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党的工作重心几乎都放在政治运动上来，致使社会主义建设搞了20多年，并没有使广大人民的生活发生明显的改善。在城市，计划经济使广州市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1978年广州职工人平均月收入仅为58.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大体与50年代中期水平相同。大批高中毕业生就业无门，下乡知识青年在返城的同时又成为失业者。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搞了20年，粮食产量却20年停滞不前，而人口却增加了一倍。1978年广州农村人年均收入只有129元，一些地区一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同年11月，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坦率地说：“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11]它说明，广州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没有明显的改善，贫穷落后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其他方面，市场物资供应匮乏，各种配给票证达数十种之多，商业网点严重不足。当时人们对广州市场供应的评价是：“四季长青吃菜难”，“鱼米之乡吃鱼难”，“水果王国卖的是汽水”，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些群众由于生活水平下降铤而走险，偷渡外逃。“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12]据统计，从1954——1978年，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56 .5万多人（次），逃出14 .68万多人。其中最严重的年份有两次：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偷渡人数最多的地方是惠阳、汕头地区和广州市。当地流行这样一句话：青年跑光，土地丢荒，老人心慌。1978年，广州市发生偷渡外逃12310人（次），逃出1579人，分别比1977年上升了1.6倍多和2.6倍多。[13]偷渡的不仅有农民，也有干部和工人，甚至有中小学生。1978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多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谴送。[14]1978年7月，到任不久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到深圳考察，在中英街，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在深圳莲塘偷渡外逃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回答：“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当时，深圳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约140多元，而香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约13000港元，相差40多倍。同行的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很多偷渡去香港的人，几个月后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一两年就可以盖新房[15]。现实对于广东省党政领导人竟是如此的无情：深圳农民的实际体验是，在当地“当家作主人”，挣140元；去香港资本家的企业去“当奴仆，受人剥削”，挣13000元。农民们“用脚投票”，逃往香港，宁可“当奴仆，受人剥削”去挣13000元，也不留在当地“当家作主人”。这种状况不仅深深刺激了地方党政领导人，也深深刺激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主义建设搞了20多年，但人民生活却普遍处于较低水平，不少百姓甚至不能解决温饱。为了生活，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去我们认为优越性比不上我们的资本主义香港。这不能不引起他们深深的思索。此事也成为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个直接原因。1977年11月17日，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偕同叶剑英到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领导人汇报广东的工作情况和种种困难，当省领导汇报到广东偷渡成风、边防部队控制不住时，邓小平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16]这是一针见血的“诊断”，切中了种种困境的根源。

1979年5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珠海时，也与广东省及珠海市领导同志谈到为什么要在广东实行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政策：“现在要求广东搞快一点，也是为全国体制改革摸索经验。我们不能再‘睡觉’了，再不能没有觉悟了。我今天走过的都是好地方，我们应有信心改变落后状态，努力赶上港澳。我们发展起来，前途广阔。现在首先让人家来搞（指让港澳商人来内地投资办企业），将来我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可以改造它。什么‘风景那边独好’，将来是我这边风景独好。现在是往那边跑（指外逃）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跑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吧。”[17]

是的，我们已经被耽误太久了，我们不能再被耽误了。如果我们只是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口号而不付之行动的话，我们将永远不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也很难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如后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所说：“进行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现代化建设，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毫不动摇。”[18]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才有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才有了全国改革开放的蓝图，也才有了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做出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和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意见，文件提出：“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广东、福建两省邻近港澳，华侨很多，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十分有利。中央决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19]。

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20]。

至此，改革开放已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在社会变革面前，党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历史选择了改革开放。广东、广州抓住机遇，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第二章   唤醒的城市

在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价格体制改革最先取得突破，并成为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此后，广州以市场为导向，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各项改革逐步推开，从而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

一、价格“闯关”先行，流通领域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几乎就是一个“票证”的时代。“票证”是短缺经济的产儿。商品的极端匮乏，带来了“票证”的极大流行。当时，市场上，商店里，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要凭票供应，离了票证，有钱都买不到商品，老百姓的购买范围，就看票证所能提供的范围。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粮票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票证在我国一直存在了40年之久。直到1981年，广州市民购买商品还需持有46种票证：买米要用粮票，买油要用油票，此外还有布票、肉票、豆腐票等等，出门要带上一大叠的票证。

导致商品匮乏的原因是多样的。建国以来，我国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排除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反映出来的观念是：公有制越纯越好，计划管理越集中越好，产品分配越平均越好。

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脱离和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长期实行农副产品统购包销的体制，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受到国家的控制，价格体系极不合理，人为设置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是打击农民积极性的一个原因。在当时，按每100斤稻谷8.6元的收购价，农民要用1300斤稻谷才能换到一只上海手表（生产成本10元，零售价120元）。而长期保持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必然极大地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在城市，由于5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左”的政策，限制商品生产，大撤大并商业网点，取消个体商贩，关闭农贸市场，也是导致城市农副产品严重短缺，品种单一的原因之一。以1975年同1966年比较，全市三鸟（鸡、鸭、鹅）和蛋品收购量分别下降了54%和64.5%，牛羊肉、家禽、鲜蛋零售量分别下降72.5%、63%和72.4%，多年生水果的种植面积减少了46%[21]。同时，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都是独家经营，彼此互不挂钩，生产与流通被严格分开，产销严重脱节，生产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按国家计划要求去组织和进行，为生产而生产，市场严重萎缩，流通萧条。

70年代末的社会现实是，广州市场上有的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而有的商品又长期脱销，供不应求。政府只得实行统购统销，凭证定量分配的办法，排长龙购买生活必需品成为百姓日常事，“走后门”更是司空见惯，群众怨声载道。1978年以前，每个市民每年限量供应猪肉约2公斤，蛋品1.4公斤，鱼2公斤，春节期间每户居民供应家禽1只。其实，这样的供应量也是不能保证的，市民们往往拿着票买不到东西。对于当时供求矛盾的紧张，曾任从化县革委会主任的朱森林深有感触：“广州当时要求过年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22]。

改变商品流通领域的状况，价格是关键。长期以来，所有物价都由政府确定，价格与价值相背离，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购销倒挂，经营越多，亏损越大。就以广州市民日常消费的大宗商品蔬菜和塘鱼来说，当时塘鱼和蔬菜都是统购派销的。蔬菜不论质量如何，平均收购价每50公斤不得超过5.6元，塘鱼每50公斤收购价为27元，死鱼活鱼每公斤只差4分钱。这样的价格政策，使农民在付出了劳动之后赚钱太少，有的商品甚至还会亏本，农民就没有积极性，产量也就上不去。如此一来，商品匮乏，市场供应紧张，百姓的日常所需就成了大问题。当时广州平均每个人一个月发2角钱的鱼票，按一斤鱼4、5角钱算，一个月的鱼票还不够买半斤鱼。除了家中人口多的能攒些鱼票买整条鱼外，绝大多数市民买鱼都是切开来买。就是这样买来的鱼，往往还是死鱼，还不能完全保证供应。每每有买不到鱼的市民，把当月不能兑现的鱼票寄到市领导的办公室去投诉。另一方面，经营水产的供销公司也是年年亏本，政府每年不得不贴几百万元的补贴。这种局面，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都不满意。严峻的现实，逼着人们寻找出路。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让人们发挥了创造力，大胆去尝试一些从前不敢干的事情。这一年，广州市商业部门贯彻“放开、搞活”的方针，开始了流通领域的改革。12月25日，广州首先以水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放开河鲜杂鱼价格，在芳村成立了全国同行中第一间国营货栈——河鲜货栈，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23]。1979年3月，广州又开放塘鱼、冰鲜鱼市场，允许计划外的塘鱼、冰鲜鱼上市，同时市革委会批转了广州市水产局《关于发展城郊渔业生产的报告》，实行一套适合广州市渔业发展的政策，规定非基地塘鱼、河鲜杂鱼不派购；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生产队利用低洼低产田挖塘养鱼，建设塘鱼商品生产基地。1979年，凭借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州市陆续恢复和新办了信托贸易、水产、牛羊、禽蛋、日用百货、果品、中药材、粮油等贸易货栈，开展议购议销业务。与此同时，在市区开办了农贸市场，恢复了个体经营，允许渔民、渔农进城卖鱼，允许长途贩运，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单一价格、单一渠道、独家经营的流通体制，迈开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

任何改革都伴随着风险。水产品价格部分放开后，塘鱼价格猛涨，从每公斤1元升至7元。一时间人心浮动，市民意见很多，投诉电话甚至打到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室，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过问广州市场的物价，形势紧张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打一次电话来询问[24]。也有人提出了“恢复统销包销”、“恢复凭证供应”等言论。鱼产区也找上门，反映广州放开水产品市场影响计划收购，冲击国家计划。另外，有的鱼店也发生过把牌价鱼卖高价、激起市民愤慨的现象。面对这些困难和压力，市领导沉着冷静，没有一叫就怕，一怕就收，没有因噎废食，关闭市场，而是把它看成是以价值规律搞活市场不可避免的“阵痛”。对于中央领导对广州物价的电话询问，市长叶选平说：“看来中央很注意广州的价格改革，我们一定要搞好。特别是价格问题要注意，要多收集群众的反映。”[25]叶选平还说了一句话：“闻涨弗忧，闻跌弗喜”，也就是说，价高不一定是坏事，价高招远客，价高能吸引外地的商品；而价低不一定是好事，价格太低，生产者吃亏，他就不生产了，消费者就买不到商品了。为了营造有利于改革的气氛，市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疏导舆论，赢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由于养鱼有利可图，半年后，郊区的农民积极挖塘养鱼，市场价格有所回落。一两年后，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显示了作用。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放开，调动了郊区和四乡养鱼人的积极性，塘鱼生产节节上升，产量迅速增加，进入广州城的鲜鱼逐年递增：1978年为1.6万吨，1982年为3万吨，1983年为3.4万吨[26]。邻近广州的产鱼区顺德县运往广州的塘鱼每年以10%的速度增加。市场上鱼的品种从过去10多个增加到上百个，鲈鱼、桂鱼、基围虾、鳝鱼、石斑等过去连特需供应也无法解决的名贵海鲜、海味，都上了普通家庭的餐桌。过去农民运鱼进城卖议价，要在深夜偷偷地越过“关卡”，如今可以合理合法进城卖议价鱼了。

随着上市的鱼越来越多，越来越新鲜，鱼的价格又逐渐回落，从1978年每公斤7元降到1983年的3.5——4元，这个价格一直保持了十多年。如今30年过去了，整个物价指数上升了10倍以上，鲩鱼的价格也只卖14——16元一公斤。在70年代，市委书记处书记欧初为了应付节日和一年两届“广交会”的供应，带着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珠江三角洲四处奔波找鱼，被人们称为“追鱼书记”。但欧初费尽心机还是追不到鱼，偶尔追到也多是死鱼。水产品价格放开以后，广州附近的鱼产区塘鱼产量大增，当地的水产公司、养鱼大户不断来找“追鱼书记”要求推销鱼，“人追鱼”变成了“鱼追人”！广州人从此结束了“食无鱼”的局面，成为全国第一个成功解决吃鱼难的大城市。新华社曾以《从人追鱼到鱼追人》为题，报道了广州市开放水产品价格后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广州市民水产品的年消费量，一直居全国大城市之首。1983年，广州水产品上市总量达到150万担，按市区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占有量为60斤，其中鲜活的淡水鱼占了一半。[27]从1984年开始，广州水产市场出现了“南鱼北运”。

放开价格的另一个重头戏是放开菜价。1958年，广州市开始实行蔬菜购销“五统一”：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分配，统一供应，统一价格。菜农生产的蔬菜全部交给国营收购站经营。由于价格背离了价值，菜农没有了生产积极性，蔬菜生产只为了应付上交任务，于是纷纷种植粗放而产量高的品种，越老越粗，才越有重量,收成时“连泥带水”采摘上市，这又导致市场品种单调，粗菜多，细菜少，质量差，可食率低。当时收购蔬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负责收购的干部，下乡都要带上一杆称，随时收购农民的蔬菜和各类农副产品。对干部们费尽心机采购来的蔬菜，市民们却不买账，因为它们质量太差了。对于蔬菜，人们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通心菜，大家叫它“无缝钢管”，又老又硬又长。因为它粗生易长，菜农最爱种，市民吃得皱眉头。当时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凉菜（西洋菜）长成白须公，通菜好似一条龙，芥兰多渣芋头爽，白菜烂头又多虫。”这里面道尽了市民对市场蔬菜供应状况的愤懑和批评。尽管市委、市政府一再加强蔬菜生产的领导工作，强调落实蔬菜产销“优质、高产、多品种、均匀上市、上早市”的14字方针，但广州蔬菜供应状况并无改善，每年广州市都要以大量的财政补贴（1000多万元，1982年以后2200多万元，1984年达3000多万元）来保证包括蔬菜在内的农副产品的上市，蔬菜产销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菜农埋怨收购价低，市民嫌品种单一质量差，经营者说经济效益小，财政部门诉补贴亏损大——没有一个满意。

1978年，情况开始转变。这年8月，广州市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实行渡淡品种统购包销，大路蔬菜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蔬菜价格开始放开。但全面放开蔬菜价格在当时一般人眼里还是不现实的。因为广州市每天有200万人吃菜，全面放开很容易出乱子。

1983年，蔬菜流通体制的改革又进了一步，对蔬菜产销实行“管六放四”，即上市蔬菜六成由国家收购和幅度议价成交，四成放开，不限不保。也就是管住大路菜，放开时令蔬菜，实行蔬菜产销“双轨制”。蔬菜供应开始活跃，品种增多。

1984年5月23日，广州市农业经济学会的一些专家在沙河镇开会讨论蔬菜问题。有专家在会上提议全面放开蔬菜市场，包括不限价，不包销，国家不下达指令性生产任务，由农民按市场需要安排种植和上市，敞开广州大门，让外地蔬菜进城参与竞争。两天后，《广州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蔬菜购销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报道，文章直闯“计划种植，统购包销”的禁区，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按照价值规律重组蔬菜产销新秩序”的提议，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

1984年7月1日，广州市以鹤洞区为试点，开放白菜、生菜、绍菜、通菜、西洋菜、青瓜、茄子、玉豆、慈菇、萝卜、土豆、沙葛十二个品种，不限价，不包购，产销见面，议价成交；国家不再对郊区菜农下达指令性的生产和上市任务计划，菜农自行安排种植和上市；放开流通渠道，允许多方参与市场竞争。

这年8月，中央办公厅有两位司长级别的同志南下广州，专门了解广州蔬菜改革问题。来人对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说，全国各大城市蔬菜问题多年悬而未决，《广州日报》有报道提出放开蔬菜价格，小平同志很关心，希望广州能率先找到一条解决大城市蔬菜供应问题的出路。

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回去后，广州立即开始行动。广州市长叶选平当机立断：“迟开放不如早开放，暗开放不如明开放。”市委书记许士杰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主持制定蔬菜购销体制改革方案。9月以后，黄埔区也成为试点。两个区蔬菜开放试点的结果是：上市早、质量好、品种多、供应情况良好[28]。市委认为，全面放开蔬菜价格的条件已经具备：自1981年以来，塘鱼、水果、三鸟等农副产品价格放开，1984年鹤洞区、黄埔区菜价试行菜价放开，为蔬菜放开经营提供了经验；菜区90%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蔬菜放开提供了物质条件；城市职工实际收入有了提高，能承担菜价的合理增长；广州自然条件好，一年四季均可种菜。市委决定，采取积极态度，稳步进行，通过改革，把蔬菜产销工作提高到新水平[29]。

为了保证放开蔬菜产销政策的顺利实施，在时间的选择上也是经过考虑的。11月是秋淡之后，蔬菜大量上市，价格平稳，货源充足，放开经营不会造成市场大的震动。

11月1日，广州市实行蔬菜产销全面放开。具体措施是“三放三管”：放开上市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允许蔬菜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经营，实行产销见面，议价成交，随行就市，允许国营、集体、个人进行蔬菜经营，实行多渠道流通。同时管住种菜面积和购销网点，管住对基地菜农与蔬菜公司的优惠，管住菜区社队的“四联系”。市委还提出，蔬菜放开要达到如下要求：蔬菜数量充足，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供应正常，买卖方便；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价格水平能为群众接受；财政负担不能增加，力争逐步减少[30]。

与放开鱼价一样，放开蔬菜价格，广州也是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个，来自各方面的议论和压力都不少。恰逢冷空气南下,菜价上涨较大，市民反映强烈。有人说：“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也有人告状到中央，惊动了中南海，胡耀邦亲自打电话来询问。在这种环境下率先放开价格，需要有勇气，也需要有创新的精神。广州顶住了压力，坚持把物价改革搞下去，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

率先放开价格，换来了市场的繁荣。放开蔬菜经营之后，尽管菜价上涨了66%，但市场一放开，各地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流入广州市场，市场蔬菜供应顿时改观。

市场经济的规则是质量好、品种新的商品更有竞争力，更能卖到好价钱。过去菜农为了凑份量，要等到蔬菜长老才连泥带水交任务，现在菜农专门种细菜、嫩菜，市民买着高兴，菜农也卖得开心，广州市蔬菜供应状况很快就焕然一新：上市品种从过去的十多种增加到数十种，可食率从五、六成增加到八、九成。蔬菜货源充足，每天上市量接近200万斤，上市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一些名优产品和时令蔬菜如柳叶菜心、椰菜花、番茄、园椒、荷兰豆、菠菜等蔬菜的上市量比价格放开前增加了五、六成。郊区菜农收入也增加了近一倍。过去无法实现的蔬菜产销14字方针，如今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逐渐变成现实。

放开菜价之后，由于广州市的蔬菜价格高于其他地方，远郊近县和毗邻省市的蔬菜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湛江、江门、佛山等十多个县市的蔬菜也纷纷出现在广州市场，每天约有50万斤，有时甚至多于郊区蔬菜的上市量。这又使货多价平，导致广州平抑物价的效果快于全国其他地方，不久之后，广州的市场菜价甚至低于全国其他大城市，广大市民成为受惠面最广的阶层。一个老居民写了一首《望江南》，称赞改革后的广州市场：“广州好，瓜菜四时丰。日啖时蔬数十种，不辞长作岭南翁。谢党谢菜农。”

不久，全国首次十大城市蔬菜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广州召开，广州经验很快传遍全国。

其他商品的价格放开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放开香蕉价格就是一个例子。1980年10月，薛暮桥从香港考察回来路过广州，习仲勋、杨尚昆请他在中山纪念堂做报告。薛暮桥问地方领导：为什么吃不到香蕉，而用北京的苹果招待客人？回答是，统购价太低，香蕉0.17元一斤，农民不愿意种。而薛暮桥发现，当时的深圳乡下香蕉卖0.5元一斤。薛暮桥建议，为何不让农民按市价到城市里来销售，也让他们多赚点钱。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广州乃至广东的香蕉供应问题从此得到解决。

类似的事情还有火柴。价格改革以前，火柴是2分钱一盒，企业亏损，市场供应紧张，人们凭票购买。广州把火柴价格提高了1分钱，便有人反映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这些部门的人说：广州胆子太大了，火柴竟提价50%。但把火柴提到3分钱一盒以后，企业不亏本了，市场敞开供应了，人们也能随便购买了。

在改革的过程中，广州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在价格改革的第二年即1980年，价格大幅度上升，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涨7.6%，物价之高居全国之冠，群众意见大，对改革形成很大的阻力。可是，市委、市政府认为，在放开物价之初，价格偏高是正常的，这是价值规律对过去“左”的错误的惩罚，是运用价值规律搞活市场难免出现的“阵痛”现象。同时价高招远客，广州的市场吸引了省内外的商品。随着流通放开，生产发展，商品丰富，供求关系改善，价格也就逐步下降了。1982年和1983年，广州市物价指数上升幅度分别是0.3%和0.6%，而全国同期是1.9%和1.5%。1984年上半年，广州上升1.2%，全国上升2.1%。1979——1984年6年间，广州市价格总水平年均上升4.9%，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12.1%，物价上涨幅度低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就这样，价格改革在曲折和困难中前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的价格一样样地逐步放开，市场上供应的商品品种不断增加，成交量不断上升。1979年11月1日，广东省调整了猪肉、牛肉、禽、蛋、菜、水产品、牛奶等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次年1——8月，广州市场供应的猪、牛、羊、禽蛋、鱼等肉食共计243万担，市区居民平均每人比上年同期多吃肉食27斤。全市议价商品总购进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一倍，销售总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近两倍。到1980年底，每天进入市区各农副产品市场摆卖的摊档有6000多档，上市品种多达300多种[31]。

从1980年1月到10月，广州市把原来统派购的118种一、二类农副产品缩小到25种，1984年再缩小到11种，政府通过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幅度，以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调节资源配置，刺激生产，增加供应。1981——1983年，广州又相继放开了禽、蛋、果价格，改为自由生产和经营，议价成交。到1983年底，广州只剩下粮、油、糖、红黄麻、黄红烟5种农副产品没有完全放开价格。

在放开价格的同时，广州还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开放式流通体制。1979年开始，广州市敞开城门，放开农副产品市场，让十万农民大军进入流通领域，先后在市区开设了32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在边沿地带开办了10个各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并陆续恢复和新办了信托贸易、水产、牛羊、禽蛋、果品、药材等贸易货栈。广州清平农副产品市场是当时广州市区规模最大、商品品种最多的农副产品市场。它在1979年3月开张，商品品种包括肉类、三鸟、蛋品、蔬菜、海味、药材、水果、花鸟虫鱼等11类，600多个品种，货源来自市郊农村及全国18个省区，经营范围涉及批发零售业务。1982年，市场总成交量3128万斤，总成交金额5222万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3.5倍和7倍。1982年，广州地区共有农贸市场175个，商品成交额达到3.95亿元，相当于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0%。此外，广州市还放宽政策，用优惠措施鼓励外地企业进广州设厂办店，欢迎国内外商品进入广州。1984年，外地驻穗的工商贸易机构有100多家，设点办店、经商做生意的有200多户，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在广州开办了企业。广州还设立了20个商业贸易中心，实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都可以进场交易，打破了批零、地区、行业界限，使国营、集体、个体经济自由竞争，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广州市区为中心，以广大农村为依托的产品流通网络。

广州率先放开价格，在流通体制改革中取得突破，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流通体制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过：“这些改革，广州是走在最前面的”。[32]1988年，广州评选“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经过市民投票，“率先开放肉菜市场，主要副食品坚持放开供应”当选。

价格体制的改革，打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多年奉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已被动摇。它为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此后全面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摸索了道路。

二、为企业“解绳”、“松绑”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企业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权利都集中在政府手中，企业在生产、销售等方面基本上没有主动权，在分配领域中不能很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形成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现象，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这是在工业经营管理方面一个突出的弊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城市流通领域改革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工业企业。受了多年“左”的政策之苦的工业企业，希望政府也能对工业企业放宽政策，扩大自主权，克服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企业有一个自觉发展生产的内部经济动力，把企业搞活，把生产搞上去，让广大职工也能过上劳动致富的好日子。在这样的形势下，1979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按照五个管理体制文件组织试点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在少数国营工交企业组织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目的是搞活企业，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8月11——23日，省委、省革委会在广州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决定在全省交通企业中，选择100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选择300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广州工业系统首先在广州缝纫机工业公司、广州第一棉纺厂、广州建材二厂等34家企业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扩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扩大企业财权；实行按企业实现利润核定留成比例，提取职工福利金、奖励金和生产发展基金；允许企业对留成资金自行安排使用，并使企业的经营效果与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1980年，广州绢麻厂等3家企业开展“独立核算、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试点，由国家核定“两税两费”（工商税、所得税、固定资产占有费、定额流动资金占有费），实行税后利润留给企业支配，亏损国家不补贴的政策。从1980年7月到1983年6月止，一定三年不变。

1980年初，广州市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在部分企业内开展了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内容有：推行扩大自主权、以税代利的改革，推行以“包”字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盈亏责任制，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与经营好坏密切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和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密切联系起来。同年7月，广州自行车工业公司等企业作为第二批扩权企业的试点。

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后，改变了企业过去成为政府机构附属物的状况，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有了压力、动力和活力，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了生产，提高了效益。实行扩权后，这34家扩权企业1979年实现利润和上缴利润比1978有了增长，1980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3.9%，利润增长19.7%,上缴国家利润增长21.2%。[33]广州冶金行业是全市有名的亏损行业，有“全市三个第一”之称：亏损总额全市第一，全行业每年亏损超1000万元；亏损面全市第一，全系统23个企业，有11家亏损，比例达47%；全市第一个亏损大户是冶金业的广州钢铁厂。1979年试行全行业财政大包干以来，企业的亏损局面迅速改变：1980年全行业盈亏相抵净盈利1943万元，1981年1——5月盈利9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实现了大幅度盈利。[34]有名的亏损大户广州钢铁厂，从1967年开始年年亏损，1976年亏损金额达2000万元，1967——1979年的12年间，连续亏损1.6亿元。群众说，广钢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实行“亏损定额递减包干，增亏不补，减亏留企业，一包四年不变”的财政包干政策后，调动了全厂职工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全厂干部、工人努力扭亏为盈。1979年扭转了经营性亏损，实现定额补贴后盈利78.8万元。1980年又消灭了政策性亏损，首次盈利38.8万元。1981年盈利380万元，1982年达640万元，1983年增到1600万元，1984年再增到4607万元，平均每年以高于翻一番的速度发展，走上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35]

企业扩权后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广州自行车工业公司改革后四年的1984年，经济效益比改革前四年的1979年显著提高，实现利润累计6303万元，增长2.33倍；产量达到63万辆，增长1.54倍。广州缝纫机工业公司，1984年上缴所得税1001万元，比1980年的504万元翻了一番。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1976年产品积压，资金耗尽，陷入困境。厂长贝兆汉提出把企业包下来，要求上级给予人事权和财产支配权。药厂以承包为契机，走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打了三个战役：一是打开销售局面，建立了自己的供销网点；二是解决了原料燃料供应问题；三是解决了技术力量。从1980年起，药厂生产连年翻番，1984年总产值达1.39亿元，利润1530万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13倍。新建了两个车间，办了6间分厂，建立了医药研究所，从而转变为生产、经营和科研相结合的立体型企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到该厂考察时，认为白云山制药厂的主要经验有三条：一靠政策，二靠人才，三靠经营管理。[36]

事实证明，承包经营责任制对搞活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1、承包经营责任制界定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的关系，使企业相应地产生了动力机制、自我调节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以及吸收、应用、发展机制，从而构成“自我循环增殖”的新经营机制；2、承包经营责任制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3、承包经营以后，增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卖方与买方的直接联系，从而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4、承包经营以后，企业的留利水平相应提高，自我积累能力也会增强。

随着企业扩权的进行，如何把企业的责、权、利三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把自主权行使好，又成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改革又逐步向经济责任制方面扩展。从1980年起，广州市工交系统有更多的行业、企业实行了以经济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经济包干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广州缝纫机工业公司、自行车工业公司和绢麻纺织厂是全市三个试点单位。1981年1——5月，这三个企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6%，利润增长88%，上缴所得税增长23.9%。

二是全行业（企业）自负盈亏，盈利留用，亏损不补。1980年，冶金局实行了亏损包干，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1981年又实行国家不补贴，盈利全部留用的办法，当年上半年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5%，完成利润1200多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一倍。

三是全行业（企业）全额利润分成。全市工交系统有44个企业实行这种办法 。纺织行业1980年完成利润1亿多万元，比上年增长61%，1981年上半年完成利润6500多万元，剔除奖金、福利，比上年同期净增长1600多万元，增长率为34.8%。

四是全行业（企业）利润定额包干，超额分成或超额留用。轻工、二轻、电子等局1981年开始实行这种办法。

五是定额亏损包干，超亏不补，减亏留用或减亏分成。冶金行业实行这种办法，短期内即实现大幅度减亏或扭亏为盈。

六是全行业（企业）实行亏损联产补贴，定额包干。煤炭局试行这种办法。

七是集体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二轻局有176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这个办法。

八是产量、成本指标包干。这是企业对车间、部门普遍采用的办法[37]。

1981年，广州的轻工、二轻、电子、化工、橡胶、机电六个工业局实行全行业利润包干，推行经济责任制。

推行经济责任制，解决了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它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使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以最小的人力物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1980年5月，广州建工局机械施工公司在属下部分单位试行“大包干”和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1980年的施工量比1979年增长19.8%，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实现利润132万元，超过1972年公司成立到1979年8年的总和。1981年，公司全面推行“大包干”，当年9月，公司提前110多天完成全年生产计划，1——8月实现利润118万元，比计划多7倍[38]。

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经济责任制，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1981年1月25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视察了广州缝纫机工业公司和广州自行车一厂，在了解了企业目前试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后说，体制改革要使企业的积极性更高一点，把生产搞得更活一点，把职工的福利搞得更好一点。允许试点单位在某些方面打破面上的规定，从生产上、从经营管理上摸出一套新的办法来。任仲夷还十分重视企业之间的联合问题。他说，要打破条条和块块的分割，打破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实行企业之间的联合。广东要实行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就应该在联合上搞得更多更快更好。联合可以产生新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做到物美价廉，提高我省轻工业产品的竞争能力。[39]

同年6月，在省、市工交工作会议上，任仲夷进一步强调，当前改革的方向是：下放权力；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把经济手段和行政干预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工交工作搞活，要抓五个字：第一是“包”，也就是“包干”。包的形式很多，一种是上交利润包干或利润留成，一种是减亏包干，还可以自负盈亏或行业包干。第二是“联”，要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分割和界限，广泛实行经济联合。第三是“通”。要打通环节，沟通关系，简化办事手续，减少审批环节，进一步沟通好工商关系、工贸关系以及工业和财政、税务部门的关系。第四是“创”，技术要创新，产品要创新，要加速工业产品的升级换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第五是“学”，要学上海，学先进，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创造出具有自己特点的新产品来[40]。

1981年8月，全市工业系统10个局的729个企业中，已有453个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占企业总数的62%[41]。到1983年，绝大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与此相适应，在企业领导制度方面则普遍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企业扩大自主权和实行责任制以后，改变了过去成为政府机构附属物的状况，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使企业有了压力、动力和活力，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搞活了企业。广州白云山制药厂1973年开始建厂时，仅有自筹资金30万元，40名职工，10口铜锅，3台旧式压片机，厂房200平方米。从1980年起，生产连年翻番，1984年总产值达1.39亿元，利润1530万元，产值和利润都比1979年增长13倍。东方宾馆在1979年率先向外商贷款2200万港元改造宾馆，当年便收回了投资，1984年营业额5900万元，比1979年的856万元增长了6倍，利润1900万元，比1979年的230万元增长7倍多。南方大厦百货商店扩大自主权后，进货渠道从28家发展到1000多家，经营商品从1万多种增加到3万多种，营业额和利润大幅度增加，该企业从1954年开业到1978年的24年间，销售额年均递增3.9%，利润递增3.6%，销售额在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中排名第九。1979年实行改革后，到1983年销售额2.7亿元，5年平均递增39%，利润1623万元，平均递增39.6%。1984年销售额增加到3.6亿元，利润1900多万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33%和20%，居全国十大百货商店第一位。

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是扩权让利的继续。它以税收的形式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提出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试行办法》。凡有盈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55%的税率交纳所得税，税后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留给企业。凡有盈利的国有小型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税后由企业自负盈亏。广州市于1983年8月1日起，对354家工业盈利企业实行了税利并存的第一步利改税。这样就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用税制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把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引入企业，这对于促进企业完善经营管理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都起了积极作用。1984年10月，又开始实行从利税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

三、个体大军活跃城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地区有29万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广州共有回城知青和留城待业青年40多万人。那时，人们把那些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待业青年称为“八路军”，因为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比起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来说，“八路军”们已经算是幸运了。当时广州居民之中，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待业。劳动就业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网点和从业人员的严重不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坐车难、购物难、吃饭难、理发难、修配难、住房难、入托难，一连串的难题阻碍着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人们为应付衣食住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广州原来是个商埠，包括商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是华南乃至中南各省的商品集散地。广州拥有较为完备的商业设施，有善于经商的人才，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商业渠道，与国内外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商业发达，带动了广州经济的发展。广州市的小商小贩，1955年为64500多户，约10万人，营业额1.65亿元，占全市商业零售额的1/3。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左”的思想的影响，把许多经商方式当作资本主义批，把许多经营渠道当作资本主义堵，人们形成了从商不光荣，从工才光荣的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小商小贩濒于灭绝，个体商贩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几乎为零。1955年，零售商业网点从业人员占全市人口的11%，1965年降到5%，1979年只剩4.2%[42]。广州市每千个城市居民拥有零售网点1个，从业人员16人。由于商业网点减少，加上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不高，导致生活资料欠缺，生活服务不周，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连一年两届交易会和过年过节所需的农副产品也很难安排，日常的居民副食品供应更是捉襟见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第一个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讲话中说：“目前在有效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43]长期对私营经济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一条缝。这一年，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户约10万户。

1979年，市委、市革委会充分利用中央的政策，把解决就业问题和发展商业作为重要的任务来抓。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是解决劳动就业和发展商业的重要途径。这年8月，在广州市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市经委指出，集体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就业面的重要途径。各部门要关心和重视集体所有制企业，大力扶持和帮助它发展。会上，市经委还提出了扶持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一些措施：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能岐视，要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不允许任意平调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金、固定资产和人员；允许经营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收入和福利上超过同行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解决集体所有制企业所需物资的供应渠道。

9月26日，市委、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就业的通知》，要求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园林绿化、工艺美术、城市公用事业、手工业以及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各项事业，以安排更多的城市青年就业；允许待业人员自筹资金、自带工具、自选场地、自由结合从事生产和开办生活服务事业，以及从事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

从这一年开始，广州动员全市各方面力量，采取了由各行各业内部安置消化的办法，解决职工子女就业问题。同时，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劳动服务公司等多种形式，广开就业门路。

1979年，广州市财贸系统陆续恢复了一批商业网点，发展个体工商户。这一年，广州市共给3500多户共4000人发了个体营业执照。他们的服务范围包括：修理服务业、手工业、饮食业、小商贩等等。[44]商业部门还设立了一些售货亭和流动售货车，提供给个体工商户摆摊设点。海珠区就办起了由各式服务网点组成的同庆路“服务街”和方便群众的居委饭堂，全区有包括饭堂、幼儿园以及各式服务点在内的372个点档，解决了1343个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45]越秀区一德街和纸行街分别开办了烹调培训班和汽车修理技术培训班，帮助待业青年掌握技术知识，创造就业条件。

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8月18日，市革委会召开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在政府统筹规划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会议提出了加快安置待业人员的八项具体措施：各工厂企业要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办各种合作厂、社；兴办各种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发展商业、服务业和旅游业；动员老职工退休，更新劳动力；限制使用农民工；发展来料加工；加强对待业青年的技术培训；扶持和发展知青场。

同年10月，在广州市财贸工作会议上，市革委会提出了大办商业服务业的10项措施，鼓励各行各业打破商业部门独家经营的框架，大办商业服务业。

1980年，广州还兴办了各种集体所有制企业、农工商联营企业、来料加工生产和各种专业劳动队，当年共安置待业人员15万人。[46]商业网点大幅度增加，零售商业网点达到18000多个，从业人员15.4万多人。[47]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关闭的商店重新开门营业，一些过去有名的商业区如中山五路、下九路商业区，一德路的干果食杂、咸鱼海味市场，高第街的小商品市场，清平路的农副产品市场等，都逐步得到恢复。过去“闹市不闹”的地段也开始活跃。商业网点中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起到了“发展生产，促进流通，办活市场，方便群众”的作用。

1981年10月17日，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文件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正式为个体经济正名，并提出了“引导、鼓励、促进、扶持”个体经济的八字方针。

1981年，广州个体经济继续发展，这年6月，广州注册个体户达13000多户，从业人员16000多人，在全国大城市中，从业人数居第二位，仅次于沈阳（22000多人）。

广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也是最早成名的个体户是容志仁。1979年10月1日，回城知识青年容志仁以100元的资金在西华路司马坊口开了“容光”小食店。他根据顾客的要求制作学生餐，包括五分钱一两的肠粉和五分钱一碗的花生猪骨粥。学生每天只花一角钱，就能在这儿吃上一顿经济实惠的早餐。在容志仁的小店附近，有四间中小学校，由于容志仁的小店价廉物美，又干净卫生，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信任。有的家长怕孩子们拿着早餐钱乱花，因此每月给容志仁三元钱，要求他每天固定供应孩子学生餐，容志仁也照办。这是广州最便宜的早餐。这份早餐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容志仁的小店宾客盈门，每天来这吃早餐的“熟客”就有二百多人，营业额直线上升。

但是，当时干个体户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最早的一批个体户中，不少是被旧体制抛弃的人——成分不好的子弟、劳改释放人员、无业游民。一般干个体户的人，都不好意思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1980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个体户代表，会上大家都不敢多说话，容志仁却大胆说出了自己对个体经济的想法。任仲夷对他大为赞赏：“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媒体要报道。”《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都给予了报道，容志仁名声大振。外地人到广州，有的就专门到容志仁的小店吃肠粉。后来，容志仁还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

陈兴昌也是当时广州出名的个体户。1979年，陈兴昌到工商局注册，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陈兴昌做的是童装。由于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陈兴昌的生意很好，许多外地人到广州，都去他的店里转一转，1981——1982年间，甚至有人连夜排队采购他的童装。1985年前后，陈兴昌与另外3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的四大百万富翁。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规定：“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至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宪法的认可。这一年，全国个体经济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

在个体工商户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成为广州、广东乃至全国个体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这就是“雇工”问题。

开放个体工商户，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私营经济随之诞生，而“雇工”这个在当时被视为带有剥削色彩的词汇也出现了。最早引发争议的是安徽小商贩年广久、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和广州市个体户高德良。1979年，年广久开办“傻子瓜子”店，雇工12人。1980年，陈志雄承包了141亩鱼塘，雇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陈志雄承包了497亩鱼塘，雇工5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之一、创办“周生记太爷鸡”的高德良，1980年雇工6人。他们的举动，触动了当年意识形态中最敏感的神经。

自从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之后，“雇工”在中国几近绝迹，“雇工即是剥削”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固有认识。理论界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式里找到一个例子，说明雇工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雇工超过8人便是剥削，是资本家。于是，雇工7个人还是8个人，便成了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的分界线，也就是人们说的“七上八下”。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也明确规定：“不准雇工”。

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私营企业到底合不合法。

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广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志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陈志雄的行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新华社记者以此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批示说：“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杜瑞芝因此组织人力到高要县调查。4月22日，广东省委把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认为陈志雄的承包经营应该肯定。接着，省委专门开会讨论雇工问题，并取得一致的认识。此后，广东省委一直为“雇工”的合法化而努力。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郑炎潮把有争议的毕业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因为他的论文中“私营经济”涉及的内容太过敏感，他的导师认为只能放弃。苦闷中的郑炎潮想到了任仲夷。任仲夷约见了他，并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48]。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广东省委的态度，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政策撕开了一道决定命运的口子。

广州的个体户高德良，也以自身的努力，对催生“雇工”合法化有重大贡献。

1980年4月，铆焊工人高德良辞掉了工作，领了个体工商执照，以500元的资金做起了个体户。这年7月28日，“周生记太爷鸡”在高家楼下开业，营业额很快达到一天上百元。几个月后，高德良成为万元户。随着业务上升，高德良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先是《南风》杂志的编辑陈俊年写了一篇报道：《太爷鸡与探索者》引起了争议，有人说：个体老板是资本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是探索者。《南方日报》也刊登了文章：《太爷鸡的真实面目》，说出了对个体户的怀疑。在不少人看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同暴富者是划等号的，因此愤愤不平，认为他们挣的钱是“不正当”的。也有人奇怪高德良心甘情愿放下原来的“铁饭碗”不要，去干个体户，是出于某种目的。因为生意兴隆，高德良雇了6个帮工，结果又被人们指责为“资本家剥削”。当时政府对个体户征的税也很重，街道又要收取营业额3%的管理费，个体户普遍感到负担过重。对于这一切，高德良认为是不公平的待遇。出于自己胸中一连串的疑惑和苦闷，高德良于是上书党中央，为个体户请命。这年10月，高德良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雇工”问题：“目前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如此一来，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否保证“他”的地位？此外，高德良还对个体户贷款的限额和利息以及税收政策的不公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报告中，高德良联系到建国以来许多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左”的思想和对个体经济的压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三十年来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否完善和能否跟得上历史的发展？”[49]

1981年1月，中央领导把他的信转回广州，并提出：允许试验，摸出一些经验。这封信引起了广东省、广州市领导的重视，广州市的有关部门对“太爷鸡”的情况作了调查。终于，政府部门决定通过试验的形式，研究解决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由于中央态度鲜明地支持和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1983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从1984年1月1日起，对个体经济比照集体经济的贷款利率执行。广州便是其中的一个试点。高德良成为最先获得贷款的受益者，“太爷鸡”的经营得以扩大。

1982年，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经济的措施，并组建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经济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发、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

中央高层也在关注着“雇工”问题。1982年，由邓小平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对雇工大户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1983年，中央对雇工经济提出了“三不”政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前些时间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到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指的就是当时有关雇工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

“雇工”问题，因邓小平的一言九鼎而告一段落。

在“看一看、等一等”的背景下，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代表，胡耀邦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鼓励青年人解放思想，自谋职业，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他说：“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从此，个体户就把他们的事业称为“光彩”的事业。

此后，广州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从1979——1984年，广州城乡个体工商户年均递增62.88%，远远高于全国同期25%的速度。[50]高德良和个体户的社会地位也发生改变，高德良成为广州市第一批个体户共产党员。1984年，全市商业网点发展到5.1万个，商业人员41万人，商业网点和人员遍布了全市的大街小巷，解决了“买东西难”、“吃早餐难”、“吃饭难”、“理发难”等等难题，大大方便了群众，活跃了人民生活，促进了商品流通，繁荣了市场，同时也活跃了社会经济，安置了大批城乡人口就业，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80年代，关于广州的个体经济，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一是电影《雅马哈鱼档》，一是高第街和西湖路灯光夜市。由于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的艺术家们最先捕捉到了时代的亮点。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第一部反映民营经济的电影《雅马哈鱼档》。片中的故事、人物、场景以及语言，都源于广州的街头巷尾。它展现给观众的迪斯科舞厅、音乐茶座、雅马哈摩托车都是当时的新鲜事，它反映给人们的也是当时广东超前的经济和人们超前的意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部电影不仅获得了当年政府奖的二等奖，还参加了柏林电影节，享誉东欧国家。影片在北京大学试映时，北大的学生全体起立鼓掌，高呼：“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后来俄罗斯、波兰、越南在改革开放初期，都多次在电视台播放《雅马哈鱼档》，作为改革的示范性教材。

80年代，高第街在广州十分出名，这是广州市乃至全国第一个轻工业品市场。1980年10月1日，广州市工商局成立，并为在高第街经营的商贩发牌照，从此高第街成为一个服装的海洋。最初的高第街上不仅是衣服的天下，还有小五金、毛线、皮件、电子表、计算器等等。当时，小摊贩每天只要交1元的费用给街道，就不用交税。80年代中期，高第街迎来了它的鼎盛期。很多外地人出了广州火车站就问：去高第街怎么走？他们到高第街“走市场”，不买东西也要看一下，更有“到广州不去高第街，就等于没来过广州”的豪言。鼎盛期间，统领全国的服装批发市场，连香港客商都来这里订货。当时高第街的个体户大多没有钱开工厂，很多都是自产自销，晚上做衣服白天卖。由于广州毗邻港澳，商贩们从香港拿一些样品回来，然后自己在家里依样画葫芦。“那个时候，随便做出个什么都可以卖个好价钱”。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之下，市场的空间太大了。在1984年，高第街生产的“太空褛”曾经风靡全国，后来还有健美裤等，成了带领潮流的“领头羊”。当时高第街一天的客流达20万人，其中很多是外地客。那时的商贩，一天在高第街可以赚几百块，高第街的摊主有不少是身家几百万的富翁。

1984年5月，广州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夜市——西湖路灯光夜市。灯光夜市开始时只有二、三百个摊位，从晚上7时开到10时半。当时，国营商店最晚也只开到9时半，这就给灯光夜市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加上个体户卖的多是从港澳传过来的最新款式的服装，因此吸引了不少的客源。灯光夜市的摊位迅速增加到1000多档，填满了西湖路和教育路的路边。每到晚上，灯光夜市人流如鲫，“最旺的时候每晚有三、四万客人，一晚赚上一万或几千是常有的事情。”[51]

改革开放，给广州的个体户提供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舞台，饮食业的“生猛海鲜”，集市贸易的“雅马哈鱼档”，美容美发业的“广州师傅”、“珍珍发屋”，在这一时期风靡了全国，引领了潮流，也为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1988年，在“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评选活动中，“17万个体大军活跃在城乡，集市贸易繁荣兴旺”当选。

第三章   先行的优势

凭借着“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肩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责任，广州在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迈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步伐。打开的大门，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连同生活方式一起，直接推向了中国社会，让人民最早体会到什么是改革开放。

一、打开大门，对外开放

自古以来，广州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对外交流源远流长。秦汉以来，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东南亚及欧洲的海运贸易十分频繁。唐宋之际，外贸更加发达，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城市，又是一个闻名中外的国际贸易中心。清朝，广州更是全国对外开放的唯一口岸。在西风东渐的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一派繁荣景象。当时的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广州也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大港，航线四通八达，出口货物远销世界各地，因而广州也成为受西方影响较早的城市，故有“得风气之先”的说法。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商业贸易渠道，以及众多的商业人才，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广州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和汇集海外经济技术情报的重要信息中心。这种开放外向的优势，造就了广州社会吸收国外信息快、反馈灵敏、易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新中国诞生后，党中央把广州作为对外交往的窗口城市。从1957年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届在广州举行，到1978年春季已举办了43届。这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遵循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和政策，按照国际惯例开展的外贸盛会。在改革开放前，这是我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出口商品交易会。

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也使广州占尽改革开放的地利人和。广州毗邻港澳，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有15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地缘和人缘的优势，对于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信息等，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如东南亚华侨华人就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是海外华人的“银库”，而北美是海外华人的人才库，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约12.3万人，其中华人有3万多，占1/4。[52]香港有很高的管理技能、发达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通往世界各地市场，并有四通八达的技术信息网。这种因地缘和人缘形成的经济、技术、信息和人才优势，长期以来一直是广州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

1979年开始，广州加快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步伐。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外商要求回家乡广州办厂的来信摘报上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和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问题。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法律上允许和保障中外共同举办合营企业。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两省以更多的自主权，使其充分发挥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这个文件，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央50号文。

同年9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访问广州，同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在全省，我认为重点还是广州市，……要真正到国际上比赛，进入国际市场主要靠广州市。没有几个‘拳头’商品，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能力。广州市要搞个规划，搞那几个‘拳头’商品，什么时候达到什么要求。京津沪三个市的做法适用于广州，而你们应更灵活。”“搞电、修高速公路的问题，都可以考虑用外资搞。你们明年财政上交十二亿也好，上交九亿八亿也好，上交后剩下的钱不多了，国家的钱也不多，国内要办的事很多。要敢于用港澳的钱建电站、修公路，可以向香港卖电收钱，收养路费。要利用外资搞，包括修公路、水电站。”[53]12月17日，谷牧在听取广东、福建两省同志汇报工作时又说：“珠海到广州的公路要过四次渡，不修不行。可以利用外资修桥、修路，收养路费、过桥费偿还。”[54]中央的政策，启动了广州利用外资的步伐。

1980年1月1日，广州对外贸易中心成立，并开始为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提供综合性服务。1980年2月21日，广州市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1980年5月20日，广州市委、市革委会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外贸，尽快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外贸出口基地。”市委、市革委会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加强对外贸工作的领导，要改变过去惯于“踢皮球”、画圈圈、当“婆婆”、设关卡的作风，扎扎实实做工作，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银行、财政、物资、交运各部门，要主动当好配角，为外贸出口开绿灯[55]。1979—1981年，广州市自营出口额从16223万美元增长到28868万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9.05%，高于同期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8%的速度。从1980年起，对香港的自营出口值恢复到1亿美元以上，对新加坡的出口值超过1000万美元。1981年广州市自营出口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25个[56]。

同时，市委、市革委会还做出部署：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通过积极吸收外资，重点解决广州住宿难、交通难、通讯难的“三难”问题，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业务，广泛吸纳外资，并逐步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发展能源交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造上；开展工贸结合和农贸结合，开拓机电、轻纺、工艺品和土特产的出口市场。

这时的广州还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所享有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开放的力度和速度，还不能与几个经济特区相比。当时广州在利用外汇、资金等方面缺乏自主权，引进外资的审批手续繁复，衙门作风严重，办事情费时费力，同时中外合营企业在税收方面也没有得到多少优惠，加上投资环境不够理想，食住行困难重重，因而对外资吸引力不大。针对这些问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1981年5月做出指示：特区实行的政策和办法，要有选择地逐步推广到广州以及其他中等城市。例如，商品进出口的某些便利权，对客商的某些优惠办法，较低的所得税率等，都可以考虑在广州实行，或稍加改变以后实行。广州不叫特区，但政策可以一项一项地放宽，以加速广州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带动全省。[57]同年6月，赵紫阳来广东视察，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也提出在引进外资方面采取类似特区的政策。

广州市推进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是：

一是以开放促改革。要开放，必须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劳动工资制度与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要求不相适应，就会成为对外开放的阻力，外商会犹豫趑趄，裹足不前。[58]要扫除思想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开放和改革。

二是敢用、善用中央给的权。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指出：“中央给了权力，我们就要敢用、善用、充分地用”。市委也认为，要进一步搞好开放和改革，就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要敢干和善于使用中央给予的权力，克服那种没有条条规定就不敢闯，别人还没有干的事自己就不敢干等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冲破各种阻力。[59]

三是高起点的对外开放。1984年4月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后，省委办公厅《关于沿海城市座谈会汇报提纲》指出，广州的“经济开发区”必须着力于引进新技术、新工艺，集中开发新产品，实行科研、生产一体化，如能做到，称它为“新技术发展区”可以更贴切、更有吸引力一些。[60]不久，广东省长梁灵光与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市长叶选平等同志深入研究工作时指出，广州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新开发区不能像珠江三角洲中小城市那样大搞“三来一补”企业，而应当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资金密集型方向发展。[61]

由于对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认识的提高，广州市在引进外资工作中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坐等上门，到主动地走出去，找上门。过去广州的领导是来什么人就见什么人，带什么项目就谈什么项目，后来是主动通过各种渠道走出去联系，带着广州急需的项目出去寻找引进的对象。二是过去手续繁琐，作风拖拉，谈判引进项目要跑很多部门，盖很多章，后来是手续简化，办事迅速。三是给华侨和港澳同胞在广州的投资以优惠待遇，使投资者有利可图，并给爱国爱乡者以鼓励。1979年7月，广州开始对为广州的建设作出贡献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广州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荣誉市民是美籍华人许志俭先生，以表彰他为广州市发展现代化养鸡事业做出的贡献。这项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在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广州逐步迈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步伐。从1978~1984年，全市与外商签订各类经济合同共14643项，合同金额为14.78亿美元，已投入使用外资4.63亿美元。在签订的各类经济合同中，合资经营27项，合作经营209项，补偿贸易47项，来料加工装配14360项[62]。对外开放给广州市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显著的效益：

首先，对外开放增加了建设资金，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和良种。

1980年以前，广州市财政每年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仅1亿元。1981年到1984年，广州市直接利用外资进行基本建设的资金过5亿多元，利用外资进行基本建设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7%。利用这些资金，广州市兴建了50万平方米的旅游宾馆，新建了15万平方米的住宅，建起了年产5万吨啤酒的珠江啤酒厂、年产100万台电冰箱压缩机的工厂，扩建了年产5万辆轻型汽车的工厂。利用外资，广州市引进了150多条生产线和数万台先进设备。集装箱生产线、电子表生产线、电冰箱生产线、软包装饮料生产线、快食面生产线等引进广州市的时候，均是全国第一家，填补了国内这些方面技术的空白。广州电冰箱厂引进了国外两条电冰箱生产线后，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加，万宝牌电冰箱的制冷性能达到国际最高的三星级标准，质量被评为全国第一。1984年产量14万台，产值1亿元，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偿还了两条生产线的投资总额和全部外汇。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引进了美国的饲料设备和良种，年产肉鸡9万多只，鲜蛋近300万斤。在此前后引进的鲍鱼菇、奶牛、锦鲤、瘦肉型猪等良种，也使广州农业得益良多。

其次，对外开放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1980年以后，广州市旅游业迅速发展，平均每年接待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人240多万人次。利用外资兴建了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和改造了东方、广州、流花等宾馆，使广州拥有中、高级客房10000多间。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引进出租汽车4000多台，缓和了“乘车难”的状况。广州市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此外，饮食业、服装业、金融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第三，引进了科学的管理方法，培训了一批企业管理人才，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技术也随之而来，有的外商还派来了驻厂技术员和管理员。通过引进，使我们得到了较高水平的技术，并逐步形成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较好的技术结构。此外，从1982——1984年，广州共派出1038批、共5600人次到港澳地区和出国考察。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成为中国酒店业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为国内培养了众多酒店业管理人才。

总的来说，对外开放繁荣了广州经济，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六五”期间，广州市的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都超过11%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1985年广州职工平均工资收入1596元，扣除物价因素，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工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51%。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649元，比1980年增长1倍多。1985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42亿元，比1980年增加了3.2倍。

二、最早引进的外资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乘车难、打电话难、住宿难、吃饭难，人民生活和市政建设欠帐甚多。当时，广州只有几家涉外的中档宾馆，工厂因电力不足经常停工，商品因运输能力有限运不出去，整个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与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祖国的南大门和社会主义的橱窗的地位不相适应。1979年之后，为了改善广州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商，市委、市革委会把利用外资与改善环境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因而吸引了相当比重的外资投向宾馆、饮食、出租汽车、洗衣、维修以及通讯等行业，有效地改善了广州市的投资环境。

广州最早、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是白天鹅宾馆。建设白天鹅宾馆，直接与每年春秋两届广交会有关。每年广交会开幕时，住宿便成了最大的问题。外商来参展，甚至要主管副省长亲自帮助解决床位。广州住不下，就把客商安排住在佛山、从化等地。而当时交通又不便利，客商都是一边住一边骂，有的客商甚至撕毁了邀请函，发誓再也不来了。有的外商总结道：广州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有感于此，1978年，香港富商霍英东与广东省旅游局签署协议，共同投资5000万美元建设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同时又是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范例。由于外资较多地进入高档酒店业，以及人们当初还不习惯高档酒店的经营和消费，旅游酒店在当时受到了不少指责。那时候，省、市领导和投资者既要对旧政策进行探索改进，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可谓束手束脚，困难重重。从宾馆立项、选址、审批、投资、兴建，一路走来，所遇到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是难以言说的。先是物资缺乏。当时盖酒店的建筑材料，除了水泥、沙、石之外，其余的全部依赖进口，而每进口一样东西，都要跑十多个部门，盖十多个公章。其次是观念上的冲突。当时的沙面街道办事处主任直截了当地指责投资者是资本家，对于共产党与资本家合作做生意有着本能的反感和痛心。还有就是旧的规章制度的束缚。按照此前的规定，广州高层建筑的楼顶要架设高射炮台。霍英东大为不解：“有高射炮台在上面，客人怎么敢睡觉？”最后是霍英东的秘书柯小麒向叶剑英反映了霍英东的处境，由于叶帅的干预得以解决。而直到酒店试业前的几天，酒店的营业执照还没有拿到。

1982年，为了满足当年秋交会的需要，白天鹅宾馆在一片怀疑声中试业。当时恰逢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之际，对引进外资办宾馆引发了众多争议。试业当天，霍英东邀请了省委书记任仲夷，但对书记能否出席，霍英东心里却没底，晚宴也只随便准备了几桌。结果，不但任仲夷到场，还带来了100多人。任仲夷还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省委书记的态度使霍英东心里的石头下了地。但围绕酒店的争议并没有结束。一个老干部在参观了酒店的日本房，看到穿着和服的女服务员后哭了，说：“我们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你们又把他们请回来了。”也有人说：“谁想看看什么是资本主义，就到白天鹅宾馆去。”种种争议让霍英东烦恼不堪。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是邓小平说了话。在1984年1月到1985年2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一共3次来到白天鹅宾馆，在参观完宾馆后，邓小平连声说：“很好，很好，这比美国都好。”邓小平还特别欣赏宾馆的面包，在他离开广州的时候还带了一些面包回去。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肯定，给了霍英东先生一颗定心丸。后来霍英东的一段回忆，道出了当年创业的艰难：“那时候要做成一件事很不易，用的、吃的都没有，中山温泉宾馆设备几乎是全部进口的，连做面包的面粉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兴建白天鹅宾馆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突出。当时和香港的资本家合作经营宾馆，到底是错呢，还是对呢？是一大问题，有人在参观白天鹅宾馆时哭了，说走回原路。但当时邓小平说，‘不走回原路。’‘白天鹅好！’我心里就踏实了。”[63]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全面开业。它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管理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大型宾馆。宾馆拥有客房1300多间，中、西餐厅30多个，出租汽车200多辆，并有一个1000平方米的商场，以及健康中心、壁球室、高尔夫球练习场、桑拿室、美容中心等等。开业后生意兴隆，倍受外商欢迎，每年广交会开幕时更是火爆。从1983年开业到1986年底，宾馆总营业额达2.9亿元人民币，平均开房率达到80%。1985年，白天鹅宾馆被“世界超一流酒店”吸收为正式成员。1986年，白天鹅宾馆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企业之一。1995年全国星级宾馆评比，在评出的百优、五十佳星级宾馆中，白天鹅宾馆荣居榜首。

此后宾馆逐步发展壮大，也与广交会密不可分。从1983年2月6日宾馆全面营业以来，它的住客中有七八成是欧美客商，很多都是宾馆刚建成时来参加交易会时入住的“回头客”。凭借广交会期间积累的丰富经验，80年代中期宾馆由最初的现代化旅游饭店向高端商务酒店转型。此后宾馆成功接待了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总统尼克松、布什等无数国家政要和社会名流。2003年宾馆举行20周年庆典之时，霍英东先生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白天鹅的特色：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此时，走过整整20年的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64]。此外，它还是中国第一家接待国家元首的中外合作酒店，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结账和8种外汇付款方式的酒店。

时至今日，白天鹅宾馆仍以独树一帜的中国园林、现代世界时尚设备的高雅格调和朴实殷勤的优质服务，吸引着中外大批宾客，受到广泛的赞扬，并且成为广州的一张名片。宾馆里面最醒目的是“故乡水”几个字，它也深深地刻在每一个到过宾馆的华夏游子心中。正如霍英东说的：“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65]

1984年春节后，又一家中外合资酒店花园酒店即将竣工开业。这是香港首位华人议员利铭泽投资兴建的。花园酒店同样经历了艰难的成长过程。最初，利铭泽并没有考虑要把酒店建在与香港咫尺之隔的广州。他先是直奔北京，希望在首都建设中国最大、最好的花园式酒店。但要拿到既离机场近、面积大，又要建筑少、拆迁易的地块，谈何容易。最后，利铭泽决定把项目放在广州。省政府、市政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甚至把已批给某单位的地块拿出来给利铭泽备选，最终使花园酒店落户广州。1980年3月28日，广州市政府与利铭泽合作兴建花园酒店的签字仪式顺利举行。同年12月，广州市委书记杨尚昆为花园酒店举办了奠基仪式。1981年3月，酒店正式动工。

动工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开始，港商只募集到1亿港元的资金，酒店动工不久就用完了。时值中英就香港回归祖国谈判的重要关头，港澳商界人心浮动，投资内地的热情锐减。同时香港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合资方既筹集不到资金，也拿不到银行贷款，花园酒店的建设一度出现了困境，利铭泽甚至考虑酒店停工。但市委、市政府认为，如果项目半途而废，肯定会影响外商投资内地的信心。因此，时任市委书记、市长的梁灵光一面通知珠江工程公司继续施工，资金问题由市政府想办法帮助解决，一面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批示：项目不能停工缓建，那将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廖承志得知此事后，马上通知香港中国银行，要求他们贷款3亿港元给利铭泽。但香港中国银行拒绝了，理由是花园酒店的股东自己都不再投资了。几番周折之后，梁灵光以广州市长名义写信给香港中国银行，并以市政府名义作担保，终于为利铭泽争取到7亿港元贷款，谷牧也在国内为珠江工程公司贷了5000万人民币，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66]。

回忆往事，谷牧曾感叹道：资本家的钱可以拿来用，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我们帮资本家“筹钱”，是更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正是有了前辈们冲破思想藩篱的气魄，才有了此后改革开放的局面。

1984年春节，恰逢甲子年大年初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结束了对深圳、珠海的考察后来到广州。看到广东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特区建设走上正轨，广州引进外资成效显著，邓小平欣然提笔，为即将竣工的花园酒店题写了店名。邓小平的题词，不仅是对酒店本身建设的认可，也是对对外合作企业这一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的认同；不仅代表了他对广州引进外资的肯定，实际上也为广州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写下了潜台词。

回到北京，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搞改革开放，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67]同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确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广州为其中之一。从此，广州在对外开放中，一直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

邓小平的题词，对当时大多数尚处于观望中的港澳商人和外国商人来说，同样是一个明确的表态。它打消了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疑惑，激发了他们投资内地的信心和热情。此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投资越来越多，广州对外开放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了。

与上述两家酒店几乎同时兴建的中国大酒店也是广州成功的中外合作企业的一个范例。这是香港富商胡应湘、李嘉诚等人投资兴建的。早在70年代末，胡应湘就想在广州建一家五星级酒店，一家包括了1200个客房、3000个座位的餐厅的酒店。但当时人们都说他是痴人说梦，几百、近千元一天的房价，在广州普遍只有几十元月收入的状况下，何来1200人住满他的酒店？更谈不上3000人同时就餐！但在1984年6月中国大酒店开业的第一天，客房、餐厅全线爆满。至此，再也没有人怀疑广州对高级酒店的消费能力了。

在管理方面，中国大酒店也为中国旅游饭店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酒店的总经理是西德籍的卜格先生，他与中方副经理真诚合作，友好共事。酒店引进国外酒店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提出“顾客第一，服务第一”的口号，采用电脑管理，进行高效率的运营。它的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使它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和旅游气候的变化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还十分重视海外旅游市场的开拓，建立了连锁订房业务和全球100多个订房服务点，从而大大提高了客房、餐厅及其他服务设施的利用率，使酒店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86年6月，中国大酒店被广州市人民政府评为中外合营先进企业，卜格先生荣获“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回顾走过的路程，卜格先生感慨地说：“当时在无先例可循、中国有关外商投资成文条例不多、香港前景未明的情况下，确实曾遇到不少问题和困难，但经过双方真诚合作，迎着困难上，几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68]

在引进外资兴建宾馆的同时，也对原有的涉外宾馆东方宾馆进行了全面装修改造，并改革了原有的管理体制，增加了服务设施，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原来设备简陋陈旧，只能为宾客提供吃住的老式宾馆，发展成集吃、住、行、买、玩为一体的高级国际旅游酒店。客房设有中央空调、闭路电视、电脑电话、音响、烟感防火等现代化的五大系统，餐厅经营中菜、西餐和各类小吃，车队拥有90辆豪华小车，综合商场品种齐全，各种服务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宾馆每年接待大批中外宾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好。1986年，它获得了国际“金酒店大奖”。

1986年，“利用外资兴建和改造了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东方宾馆”被评为广州市经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同年，美国《国际旅游事业》杂志报道，全世界共有69座超千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其中中国有4座，这4座都落户广州，它们就是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和东方宾馆。1988年，“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评选活动中，“涉外宾馆、商店率先向全社会开放，接待国际游客每年230万人次”当选。

这个时期引入外资较有影响的还有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出租车的企业。在这之前，广州市的出租车总共只有300多辆，主要接待的是政府官员、参加交易会的外商、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等等。同时出租车实行的是定点候客服务：车辆停靠在广交会客人大量聚集的人民大厦、广州宾馆、流花宾馆等服务点，听候调度员调度，交易会客人到站点办理租车手续，再由调度员根据乘客的需要向司机派单出车。而司机从服务点出发完成一趟接待任务后，必须空车赶回服务点等待下一次的出车指示，不得中途载客。随着乘客对出租车需求的增长，定点服务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在1978年4月的春交会上，广州市汽车公司率先在全国出租车行业推出了“扬手停车”服务。1979年，原籍广州市白云区的港商刘耀柱引进了300辆小汽车，与广州市有关部门合作创办了“白云出租”。“白云出租”一成立，就打破了传统“沿街兜客，自由议价收费，定点场所招徕客人”的“江湖规矩”，提出了“扬手即停，计程收费，电话约车，24小时服务”的新型服务方式。“扬手即停”的推出很快受到大众的欢迎，成为“的士”真正为大众服务的标志，也促进了广州出租车业的飞速发展。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士”一词以广州为源头辐射到内地各个城市，许多经济条件好的市民开始加入“打的”的行列，出租车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1979年前广州仅有出租车395辆，到了1984年已经飞速发展到4080辆，1986年达到9000多辆。激烈的竞争也把优质服务的问题提到了出租车公司面前。白云出租汽车公司规定，被查实拒载乘客的司机，要停职检查、学习，直到转变态度、提高认识为止。停职期间，不发工资，只发给生活费。司机服务不好，引起乘客不满的，由公司干部带当事司机登门道歉。不少司机也更新观念，“乘客是皇帝，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他们态度和蔼，服务周到，让出租车真正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1988年“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评选活动中，“多层次集资建车队，出租小汽车全国首创‘扬手即停，昼夜服务’”当选。

1983年，第一条引进外资的生产线在广州落户，引进的东家是亚洲汽水厂。那时候，可口可乐对广州人来说，还只是一个“尤物”。其实，亚洲汽水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以“够气够味”驰名全省。据一名广东省食品总公司退休老员工回忆，当时亚洲汽水厂领导选择引进国外生产线主要是考虑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1983年，亚洲汽水厂开始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先后从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瑞典等国家引进了7条饮料自动生产线及主要配套设备，使汽水年产能力达到每年2．5亿瓶，汽水最高年产量达到10万吨（1988年），产值1亿余元，成为全国八大汽水厂之一。但引进生产线时曾遭到很多非议，包括当时一些计经委的领导说：“喝了资本主义的水不就等于帮着资本主义吆喝了吗！那以后社会主义的水还有谁来喝？”最后，厂里的领导顶着风险坚持引进生产线。到1988年左右，工厂生产的橙汁汽水、橙宝汽水还获得国家银奖，并在外地设立了近20家分厂生产亚洲汽水。

1985年底，广州出现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广州捷华实业有限公司。这是广州肥皂厂和美国大华实业的“结合体”。1985年，广州肥皂厂利润总额达到294．3万元，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当年，广州肥皂厂和美国大华实业“联姻”，生产“肤安”品牌的产品。3年后，广州肥皂厂又与美国P＆G等公司合作创建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成为10年间全国化妆品行业中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此外，1980年8月，广东省与澳门有关方面签定协议，由澳门方面向广东贷款1.5亿港元，专供广（州）珠（海）公路四处渡口改桥梁之用。此举在我国率先开创了引进外资兴建交通基础设施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先河。

三、观念变革与现代化浪潮

白天鹅酒店、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三家五星级酒店的兴建，开创了中国酒店业引进外资的先河，也成为广州对外开放的“样板工程”。这些项目的成功，同样也为广州进一步引进外资提供了范例和经验。

曾几何时，我们不仅认识不到国际资本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甚至认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就是接受剥削和侵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口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建设方针。同资本家合资建酒店，这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大解放的洪流，广州人开始了观念更新的过程，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成为人们最急切的愿望，打开大门搞建设，引进外资图发展成为最直接的手段，接纳外宾的现代化大型商务、旅游酒店于是成为当务之急，广州的酒店业因此成为中国最早引进外资的领域，港澳商人成为引进外资的先驱。1978——1979年，白天鹅酒店、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几乎同时展开洽谈合作事宜。在兴建的过程中，广东省、广州市革委会显示出极大的诚意，积极配合，为外商解决各种问题。正是凭着这种诚意，才留住了外商，才有了此后更大的开放。三家宾馆的成功，激励了外商投资者的信心。白天鹅酒店总经理杨小鹏回忆道：“霍先生坚信改革开放，进来了，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资酒店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白天鹅的成功，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大陆仔做得’。”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应湘先生也认为，中国大酒店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证明投资祖国的确是互惠互利。[69]这三家宾馆，成为广州对外开放的“样板工程”。它极大地增强了外商尤其是港澳地区投资者的信心，带动了内地酒店业走向现代化，也开拓了以后酒店业的发展方向。1979——1984年，广州兴建和改造了大批宾馆酒店，使广州一度成为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多的城市。

随着这几座高级宾馆的落成，带动了广州旅游宾馆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广州的衣、食、住、行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为外商前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广州市投资环境的日臻完善，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加强，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外商投资项目尤其是港澳地区华侨华人的投资项目的增加。1979——1983年间，从港澳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87项，占同期全部项目数的92%[70]。广州市利用外资也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作为对外开放的“样板工程”，这三家宾馆本身，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酒店业人才培训的“黄埔军校”。酒店由客商委派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他们既带来电脑等现代化管理工具，也带来了严密而科学的管理现代化大酒店的方法。高标准、国际化的管理使三家宾馆一直跻身于一流酒店的行列，并且在80年代创造了三家酒店年总营业收入十五六亿元的辉煌。三家宾馆开业后，成功接待了无数国家政要和各界名流，他们对宾馆的服务均有极高的赞誉。如80年代初期美国副总统布什就曾给白天鹅酒店留言：感谢白天鹅宾馆全体员工，你们的接待是一流的，服务是优良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离开白天鹅宾馆后写信给宾馆经理：感谢你和你的下属所作的令人赞叹的安排和提供的色香味俱全的午餐。尼克松也说：“我住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高级酒店，白天鹅最优雅舒适。”中国大酒店的总经理卜格因其卓有成效的管理能力，1986年获得了“广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现代酒店业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以及很多与开放相适应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价值观念、人才流动观念等等，也在这里积聚并进而影响到全国。

白天鹅酒店总经理杨小鹏、副总经理彭树挺回忆道：“霍先生一直致力于把白天鹅宾馆建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从白天鹅宾馆筹建起，霍先生就不断把国际视野的东西灌输给我们。”“霍先生并不强调酒店一定要赚多少钱，但却要白天鹅的管理者做好管理工作。”[71]1983年，白天鹅宾馆在全国率先使用信用卡结账，引起全国的轰动。“尽管现在广州市民使用信用卡就像用钱一样普遍，但是在白天鹅开业之初，是否设立信用卡服务、是否吃完饭后付钱成为管理层争论的焦点。”当时人们使用的都是现金交易，而信用卡是看不见现金的，只是一张小小的卡，如果客人住完了不付钱怎么办？很多人还是倾向于使用现金交易，最后还是霍英东拍板定了下来。此后广州新建的酒店也开始使用信用卡。此外，电脑管理系统、国外酒店的管理技术、“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经营宗旨以及使用美元结算和收取服务费等等，也最早从白天鹅酒店兴起。凡此种种，广州成为中国内地酒店业人才和观念输出的大本营，它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手段都对全国酒店业产生了影响，它对促进全国酒店业、旅游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种影响更是实实在在、且受众面广、影响长远——这几家酒店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连同生活方式一起，直接推向了中国社会，让人民最早体会到什么是改革开放。

时至今日，广州人到星级宾馆喝茶、宴请宾客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内越是高级宾馆，越是壁垒森严，对出入客人有严格的限制。一般老百姓往往会被拒之门外，潜台词是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白天鹅宾馆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宾馆。在白天鹅宾馆创立之时，霍英东就排除种种争议，提出建设“大门敞开”的现代化酒店理念，他让市民都可以进来参观，酒店厕所还配备了厕纸。1983年白天鹅宾馆全面开张那天，市民蜂拥而来，差点把大门挤倒。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卷纸也被乱用，一天耗费两百多个。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箩筐。“每天都有几十批市民参观总统房，我们担心市民踩坏地毯，在上面铺上红色的桌布让市民走，霍先生知道后表示‘让他们踩，让他们看’，而且要增加人手，热情接待，保证良好服务。”[72]这一天，带给广州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绝不仅仅是那种“看西洋镜式”的新鲜劲儿，而是深入骨髓的观念变革。“霍英东先生称，让老百姓进来，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好日子，人家才会相信改革开放，要让中国人体会一下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73]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看稀奇到白天鹅”。门童的斑马裤、迎送小姐的旗袍、银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签、室内的瀑布……1983年春节，广州人最流行的观光方式是“走，咱们到白天鹅里转转！”

80年代末期，广州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曾在全国风靡一时，影响颇大，它是根据中国大酒店创业初期的题材加工创作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广州的社会状况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电视剧所反映的那样，对外开放使人们从长期的闭关锁国、孤陋寡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改变了陈旧观念，看到了企业管理理念的现代化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浪潮的强烈冲击。

从80年代起，霍英东、李嘉诚、胡应湘、刘耀柱……这些香港商人对广州的投资不遗余力；白天鹅酒店、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白云出租……这些企业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开放的大门，在为我们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技术和新的管理手段的同时，也为广州人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四章   农村包产到户的兴起

俗话说，“无粮不稳”。农村的改革，是广州经济体制改革开展较早的。农民进行改革最早的原动力，却只是为了吃饱肚子。通过“包”、“放”、“调”各项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改革从“包”字做起

就在城市进行流通体制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农村也开始了改革。不过，农村改革的初期主要还是解决经营权问题。

农业问题，一直是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从1958年广州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以来，我们在农村一直推行纯粹的所有制和经营形式，逐步把农民的小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提倡“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集党、政、财、文大权及工、农、兵、学、商各种功能于一身，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职能。这种体制，存在权力过度集中和管得过死的弊病，缺乏激励机制，农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农民产生了对集体经济和对社会主义的不认同感。而长期以来的“左”的做法，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更让农业发展缓慢，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穷。1966——1975年，广州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只递增0.8%，平均亩产十年只增加13斤，而人口却增加了一倍。[74]在吃大锅饭、“以粮为纲”的“左”的思想影响下，多种经营和社员的家庭副业受到严重限制，城乡农副产品供应奇缺。1966年全市家禽（鸡、鸭、鹅）收购量为374万多只，1975年只有172万多只，不到1966年收购量的一半。蛋品收购量1965年为2.9万担，1975年不足1万担。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大幅度减少。市政府每年财政补贴肉菜蛋鱼供应的款项高达5800万元，城市居民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农村人民生活一直没有提高。1970年，全市农村人平均分配104元，1975年为107元，1978年为129元，增速缓慢，一些地区一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75]

人为设置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是打击农民积极性的一个原因。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阶段，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我们通过设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资源。据统计，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是：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累积下来，从1952年到1984年32年间，我国农民无偿地向国家提供了8000亿元左右的积累资金[76]。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兄弟的脊梁撑起来的。而长期保持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必将极大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受到农民的抵制。农民以出勤不出力或磨洋工来发泄不满，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停滞不前，农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局面，农民温饱不能解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其突出，吃饭问题成为最大的事情，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

迫于填饱肚子的压力，1978年冬，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广州市杨箕村就搞起了“包产到户”，而从化县江埔公社禾仓大队迎福里生产队和凤院大队黄一、黄二等3个生产队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期，花县炭步公社大涡大队也试行“包产到户，增产全奖，减产全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影响到周围的生产队，使“包产到户”开始蔓延，一些社队实行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但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是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于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做法，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起了较好的作用。但《草案》中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个，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2月，广东省委在全省农村中普遍推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定人员，定地段，定成本，定工分报酬，定产量，超额奖励）。它初步把生产者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合理地计算报酬，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实行了“五定一奖”制度后，农村生产经营普遍搞得比以前好。新丰县农民由于落实了“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农民的劳动与收成挂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民们起早摸黑，一心扑在土地上，细心地进行田间管理，并利用好每一寸土地，1979年春小麦和其他作物都获得好收成，同时山上的造林面积也超过了历史同期水平。[77]

花县花东公社则把责任制落实到公社集体养猪上。1979年初，花东公社党委在发展集体猪场的同时，全面推行公有私养责任制。全公社28个大队268个生产队都搞起了公有私养。农民在接养了集体的“份猪”（把集体的猪分成若干份，每份5头，以份为单位交给社员在家里代养），完成生产队规定的定额后，增产归已。农民们于是有了养猪的积极性。他们在承担“份猪”的过程中，普遍做到精心管理，夏天给猪洗澡，夜晚熏烟驱蚊，冬天保暖防冻，并能防病治病，因此，生猪成活率高，长膘快。1979年1——5月，花东公社集体和私人饲养肉猪的数量比1978年同期增加了7000多头。1979年5月份花东公社集体生猪存栏量达到11348头，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226.9%。同时由于猪粪肥充足，粮食生产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最早养“份猪”的利农大队第七生产队，1978年的水稻总产就增加了36400斤，比1977年增长30%，真正实现了“猪多肥多粮多”，为国家多提供了猪肉，为集体增粮增收，为个人增加收入，三者都实现了共赢，并且集体得益大于个人。[78]

不过，“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原则上只到作业组，不到个人，它在小范围内仍然实行平均主义。而由于当时的认识，从中央到省委和市委，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仍持反对态度。在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还未明朗的情况下，1980年6月2日，广州市委召开县（区）委会议，提出“决不能分田单干。对于已分田单干的队，要根据不同情况，加强领导，引导其重新组织起来。”[79]

但是，吃够了大锅饭苦头的农民，一旦尝到包产到户的甜头之后，他们对包产到户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而这时候的政治气氛也与以前有了改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思想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它所焕发出来的生命力是巨大的。人们头脑中的禁锢已撕开了一个缺口，新的观念慢慢站住了脚跟。包产到户没有因为禁止而消失，最早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都坚持了下来，并逐渐向周边生产队蔓延。1979年9月，“广州市农村包产到户的也有50多个生产队，分田单干的有60多个生产队”。[80]到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的有198个队，实行分田单干的有136队。[81]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对农村问题的谈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82]。

邓小平的讲话，对于解放思想，推动包产到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80年6月，广州市委召开了县（区）委书记会议，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指示，搞活农村经济，建立生产责任制。会议制订了开展广州农村工作的具体措施：实行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政策，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承认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会议也表明，“决不能分田单干”，“对于已分田单干的136个队，要根据不同情况，加强领导，引导其重新组织起来。如群众一时还不愿意，则先实行联产到劳动力或从集体副业方面先联合起来。还有198个队日前实行大田包产到户，……要逐步引导实行联系产量到作业组，或实行田间管理、联系产量到劳动力的责任制。”[83]可以看出，市委对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包值、包利润和到组、到户、到人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已表现得较为宽容。

1980年7月29日——8月8日，广东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对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专门作了指示：“对包产到户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很清楚：一是在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搞，在边远山区的单家独户也可以搞；二是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原则上不搞；三是对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也要逐步把它引导到搞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责任制。”“但是，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扫。”[84]至此，省委对包产到户，已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同年9月，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提出在边远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且认为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85]。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人们心中的包产到户等同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观念，是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

10月18日，省委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通知，要求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允许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存在，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完善。1981年1月19——22日，省委召开地（市）委、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村工作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他说：“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面积大一点，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变动。”“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岐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86]。任仲夷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这以后，广州地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从过去的“地下”发展到地上，从“偷偷摸摸”发展到理直气壮了。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5年每年制定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针对几年来围绕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87]这是中央对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大突破。它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引发的全国大争论画上了句号。从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再姓“资”而是姓“社”，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了合法地位，种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

在空前的思想解放的形势下，农村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逐渐从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逐年发展。1980年实行包干到户的占生产队总数的0.8%，1981年发展到48%，1982年发展到65%，1983年达到95%。1983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的一年。除了承包土地外，农村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也在推行承包责任制。据不完全统计，农村集体企业有8255个建立了集体或个人承包责任制，占企业总数的97%；国营企业(包括农林牧果场)也采用联产承包办法。1984年，农村基本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冲破了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产品处理权、收益分配权和劳动支配权，把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结合起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充分体现了生产效益与劳动成果的关系，能够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全面提高了劳动效率。正如省委书记任仲夷说的：“过去搞了多年‘一大二公’、‘学大寨’、‘以粮为纲’，农业和粮食却总是过不了关，许多地方的农民长期得不到温饱。现在一搞联产承包，农民们自动自觉地下地劳动，根本不用干部去敲钟，农业连年丰收，粮、油、副食品多起来了，一些长期贫困的地方也解决了温饱问题，广大农村都在迅速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88]1978年，番禺县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全县增购耕牛、手扶拖拉机、机动艇、农用小艇以及打禾机一批。这一年，尽管该县遭遇历史罕见的9号强台风和大潮的特大自然灾害，却很快重建家园，农民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就全市来说，1984年，农村经济总收入为19.37亿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创造价值为1564元，比1978年增加1064元，增长2.1倍[89]。

1983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经营机制不断趋向完善。家庭经营从农业向多种经营发展，各种种养专业户大量涌现，促进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1984年9月开始，根据中央关于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指示，广州市8县和郊区、黄埔区农村及国营农场系统16000多个生产队陆续调整责任田，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而当这种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组织形式普遍发展起来之后，却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而这也意味着从50年代以来实行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走到了尽头。198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1983年10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具体布置了政社分开的工作。广州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改革，进行“撤社建区”工作。全市农村建区133个，实行党、政、企分工。党组织在区设立区委会。行政机构参照原来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分别建立区公所、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经济机构方面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区一级设立农工商联合公司，乡村设经济合作社。到1984年上半年，广州基本完成政社分设工作。至此，人民公社建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逐渐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来，我们在发展农业的道路上，曾经陷入过误区。正如三中全会指出的：我国农业近20年来发展不快的原因之一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得不到重视，执行得很不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以粮为纲”被歪曲成“以粮为网，（把多种经营）一网打尽”。谁搞多种经营，谁的头上便被戴上“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的帽子，搞多种经营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在“大批资本主义”的口号下，广州农村搞平均主义、穷过渡，限制集体工副业、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关闭近郊农贸市场，农村经济几乎是单一经济。据统计，1978年以前，广州农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61%，种植业又占农业总产值的78%。1978年，广州市农业总产值达6.8亿元，其中种植业占了78.1%。[90]由于不能合理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发挥当地自然、经济、技术资源的优势，造成社员收入下降，社队缺少资金，人们情绪低落，人心涣散，粮食生产也上不去，城市副食品供应更是十分紧张，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也受到严重打击。当时这样的情况在全国相当普遍。为此，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

1980年1月24日，胡耀邦同志到广东视察时说：“我们被粮食生产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单打一搞粮食，粮食并不一定上得去。多种经营有许多不占土地或少占土地。用一小块土地种花、种价值高的作物，种蘑菇，养蚯蚓，充分利用水面搞好淡水养殖，养乌龟王八，养蛇，养果子狸，这要多少土地呢？每个生产队都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一定可以上得快。”[91]

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在当时无疑是除了责任制之外，最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了。

三中全会之后，广州农村开始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979年入春以来，全市农村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同时国家也调整了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开设了农贸市场，农村农副产品收购量明显上升。据广州市供销社的统计，1979年1——4月份，农副产品采购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7%。市属国营农场也实行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先后新建和扩建了13个养牛、养猪、养鸡场，其中就有1978年兴建的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这一举措大大增强了农场畜牧生产的实力。白云山农场实行机械化养猪和土法养猪并举的做法，1978年生猪上市量比1977年翻一番，1979年又比1978年翻一番。1979年，市属国营农场生产的奶、肉、禽、蛋都获得大幅度增长，其中生猪上市量比上年增长73%，鲜蛋上市76万多斤，这是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建成投产后，农场鲜鸡蛋大量上市的第一年。[92]

1980年1月10日，广东省发布了《关于农副产品采购若干问题的规定》，重新划定农副产品分类管理范围，将原来实行采购的118种一、二类农副产品减少到47种，在完成交售任务后，生产者可以自行处理，三类农副产品生产单位和个人有权自行处理。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传统的统购统销的体制开始打破。贯彻这一文件，广州在1980年1——10月，实行部分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把原来统派购的118种一、二类农副产品缩小到25种。统购统销体制打破之后，价值规律的作用充分展现，对农村起到调配资源、刺激生产的作用，农村多种经营逐渐搞活。

从1980——1982年，围绕多种经营，广州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1980年5月，广州郊区召开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确定了郊区发展的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把郊区建设成为城市工业建设、外贸出口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大会还提出了具体措施：第一，调整生产结构，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实现蔬菜生产“优质、高产、多品种、均衡上市，上早市”，扩大蔬菜出口和北运，提高畜牧业和渔业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发展山区林业。第二，稳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第三，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提高单产水平，为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副食品。[93]这是自三中全会以来，广州郊区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工作所作的定位。它也是以后郊区农村“服务城市，富裕农村”政策的开始。

1980年6月，广州市召开了县（区）委书记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搞活农村经济，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和夺取当年早、晚造全面丰收问题。会议围绕农村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样实现富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制定出一系列搞活农村经济的措施，包括：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果、花、蚕、药、畜、鱼等种养业和山区林业；大办社队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采矿、小水电、建材、建筑、服务业以及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开展农工商综合经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扶持家庭副业。[94]由此，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逐渐得到体现。

1981年2月，市委召开广州市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郊县农村要为城市服务的方针。会议提出：要在粮食保持逐年增长的基础上，合理地调整农业布局，向城市提供副食品和一些主食品，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并为城市工业（主要是轻纺）和出口服务，建立各项农副产品、轻纺工业原料及出口商品基地。[95]

1982年1月，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同年7月，市委召开郊县（区）委书记会议。这两次会议提出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和“郊县农村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并提出坚持稳定政策、稳定生产责任制、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抓好推广新技术、组织新联合、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会议提出的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方针成为此后发展城郊型农业的依据。

在确定了郊区农村的发展方针之后，市委、市政府采取措施，调减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979——1981年，广州农村共调减水稻面积19万亩，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从实际情况来看，广州市郊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耕作水平高，经济较发达，是粮、油、糖、茶、花、果等生产基地；北部山区，山多田少，土地较贫瘠，耕作水平低，适合种植药材和发展畜牧业。1979年开始，在提高水稻单产、保证水稻总产不低于未调减种植面积的1978年的同时，郊区农村增加了花生、糖蔗、水果、塘鱼的种养面积。到1983年，全市共调减水稻播种面积34.41万亩，用于发展多种经营。经过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78年的87：13变为1983年的75：25。粮食产值和经济作物产值在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随着起了变化，由1978年的65：35变为1983年的61：39[96]。

1981年后，广州农村养殖业稳步增长，当年生猪出栏量87万头，1982年生猪出栏量增加到90万头。从化县1982年农贸市场上市成交生猪总肉量，比1978年增加约5倍，鸡、鸭、鹅的上市量也比上年有了提高。[97]这一时期还兴办了国营白云山机械化养猪场和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使畜牧生产水平有了提高。白云山机械化养猪场是广州市国营白云山农工商联合公司属下的一个较大型的养猪企业，1978年1月兴建，到1982年5年间上调商品猪4万多头，总肉量662万斤，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养猪场还开展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实行猪、鸡、鱼、花、果并举。1978年，由美籍养鸡专家许志俭先生为技术指导的广州市机械化养鸡场在广州东郊联和村兴建，以生产商品蛋鸡为主，1981年开始盈利15.6万元。

开展多种经营之后，农村从事非耕地经营的劳动力1984年增加到45.6万人，占总劳动力数的23.33%，他们从事工业、商业、运输业、旅业、饮食业、养殖业等行业。与此同时，林业政策进一步放宽，扩大了自留山和责任山的面积。责任山的承包年限也由原来3～7年延长到15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从而加快了造林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农民独户或联户在自留山造林17.8万亩，占全市人工造林面积的38%。[98]农村的产业结构开始扭转了粮食比重过大的偏向，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村以农业为主的格局，促使农、林、牧、副、渔和工、商、建、运、服全面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农副产品。

三、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社队企业的发展

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带来了农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以种养业为主的专业户蓬勃兴起，以及社队企业的迅速发展。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在农村恢复个体经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个体户和第一代私营企业主，就首先出现在农村。

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据统计，一般承包的耕地只要花1/3或1/5的劳动时间便可完成，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0—50%。这些剩余劳动力和农村技术人员便纷纷寻找新的生产门路，增加收入，劳动致富。这样，一些有眼光、有经验、懂技术、有资金、善经营的能工巧匠，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走向新的生产领域。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他们致富有了更大的空间。同样的耕地，经过细心规划的经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此前的粗放经营有很大的不同，种粮食与种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一阶段农民们致富的途径主要有：承包集体多种经营项目，如果园、家禽饲养场或工副业；发展家庭种养业；自营种养场或加工场；农户之间通过自愿互利的原则兴办种养场或工副业，组成新的联合体；从事经商、长途返运或外出搞副业等。农民在经营种养业致富的同时，也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副食品供应，活跃了市场，丰富了人民生活。

1981年，从化县江浦公社锦三大队出现了两个万头鸡场。第一个鸡场是郭志山等8户社员共同创办的，养鸡14000多只，养猪90头。另一个鸡场由9户社员合办，养鸡18000多只，养猪23头。农民们萌发养鸡的念头，是因为看到市场上肉鸡供应紧张，而他们又有闲置的山坡地和房屋，也有剩余劳动力。于是几家人就一起合作办起了鸡场，并且越办越红火。[99]

在此之前，从化的不少社队也办过集体鸡场，但大多数以亏本告终。而这一次，社员们自愿组合的鸡场却办了起来，并能坚持和发展。从大环境来看，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党的政策引导农民共同致富是根本原因。从小环境看，他们的成功有几个原因：一是自愿联合，各施所长。像郭志山等农户办的鸡场，合办的8户人家，共有25个劳动力，而全部耕地只有42亩，共同之处是劳动力过剩，不同之处是他们有的懂得经营管理，有的懂得养鸡技术，有的懂得采购，有的有资金投入。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有机整体。二是鸡场成败关系到各户经济利益，所以积极性高，责任心强。饲养员吃住在鸡场，管理精细，鸡苗成活率达9成以上。三是勤俭节约，降低成本，各项开支精打细算，设备因陋就简，杜绝浪费。四是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县食品公司给鸡场供应种苗，并派技术员到场指导，粮食部门提供精饲料，银行、信用社给予贷款。而这一切，都是此前不具备的。

这一时期，农村种养专业户不断涌现。1980年，广州郊区沙河公社冼村也出了一个养猪专业户卢柱良。从1980年起，他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盖起了猪舍，共养了肉猪、小猪和母猪120多头，1981年扩大到162头。卢柱良掌握一套科学养猪的方法，懂得阉猪、防治猪病、打防疫针和进行人工授精等技术。他养的猪成活率高，又肥又壮。1980年，芦柱良一家平均每个劳动力卖给国家的肉猪有1880斤，1981年达到4000斤，全家年纯收入达12000多元。[100]

此外，广州郊区江村公社江村大队鸡场采用“以场带户”的办法，从种苗、饲料等方面扶持农户发展家庭养鸡业。1981年6月，鸡场除了自身养鸡27000多只外，还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发动农户养鸡，由鸡场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指导，鸡养大后按双方商定价格由鸡场收购。这一方法得到郊区行政部门的赞同。不久之后，“以场带户”的经验便在郊区各社队推广开来。[101]

上述几家养殖专业户的经历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启示：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各种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推行，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种养业，不仅扩大了生产，提高了商品率，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为农村种养业走向社会化和专业化探索出了一条路子。在社会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长的时期，农村多种经营需要有更大的发展，这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好事情。

这几家养殖专业户，是广州农村较早出现的养殖专业户，也是农村管理体制变化后出现的一种新联合的萌芽。

但是，在认识上，人们对于个体户的看法还没有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旧的思想观念还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尤其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农民更是吃够了极“左”路线的苦头，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在专业户刚出现的时候，人们看待他们的眼光是多种多样的，他们自己对所从事的事情也是惴惴不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请帮工、带徒弟、长途贩运、私人购买大、中型生产工具、投资入股、按股分红等等都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这些所谓新事物的出现带给人们的是有喜有忧。喜的是这些办法能促进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劳动致富，利国利民。忧的是这些办法是姓“社”还是姓“资”还未有定论。因而，对这些新事物的看法也是多样的，有的人说，这些新事物“样子好看，成份可疑”，“怕是权宜之计，长不了。”也有的人心有余悸，说：“穷只是一辈子，若戴上剥削阶级帽子，子孙后代都翻不了身。”更有人害怕“今天万元户，明天暴发户；今天上讲台，明天站波台（意指被斗，作者注）。[102]”还有人愤愤不平：“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总的来说，是群众怕变，干部怕右，部门怕乱。它反映出在历史性变革到来的时候，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是思想准备不足的。它也说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带走的。

幸运的是，社会毕竟是前进了。自从党的农村政策逐步落实之后，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品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劳动致富的劲头更足了。反过来，农村经济的变化也推动了中央领导层，他们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都更大了。

1983年，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文件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搞活农村经济的做法，提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问题，对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问题也提出了新设想。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广州市委在1983年1月6——15日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10条措施：1、允许农民跨地区、跨行业搞专业联合和服务联合；2、扩大市场，放手发展农民的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推销农副产品，沟通城乡经济；3、农村个体工商户和从事开发性种植业的能手，可以请帮工，带徒弟；4、允许集资入股办各项事业和按股分红；5、农村商业组织可以进行灵活购销，可以出省，可以进城；6、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有升有降；7、允许农民长途贩运；8、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汽车等大型工具；9、适当扩大自留山面积；10、对荒山、荒坡、荒水面、荒堤围等，要发展开发性的专业承包。政策可以放宽一点，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产值可以包低一点。[103]

1983年初，市委、市政府还做出具体的政策性规定，鼓励和引导农民把多余的资金、劳力、技术投放到开发性生产上去，开发荒山、荒地、荒水、荒滩、荒涂（简称“五荒”），推动广州农村的开发性承包事业。

1983年，广州有5万多个农户采取单独或联合的形式，筹集资金，从事开发性生产。共开发荒山、荒地、荒水、荒滩、荒涂面积达139.6万亩，主要用于发展种养业，用来种果、种竹、种树、种茶、种药材、养鱼。郊区的服务业、番禺县的围垦造田、花县的建材业发展也较快。近郊利用紧靠城市的有利条件，沿着城市周围开设了商业、饮食服务业，农业从单一经营开始走向农工商综合经营。

在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1983年，广州农村专业户发展到9 .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2%。专业户经营的项目有种养、加工、运输、建筑、服务等行业，经营形式有家庭经营、联合经营、跨乡、跨县、跨区经营几种，其中跨乡、跨县、跨区联营的新经济联合体有1.9万个，主要经营种养业，开始形成广州农村的种养专业村，他们生产的农副产品的商品率达70%以上。过去有生产传统习惯或技术的乡村，随着专业分工发展，形成或恢复了以一业为主的专业村，如养猪村、养奶牛村、养鹅村、编织村等。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这对活跃城乡经济、繁荣农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多种经营、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大批勤劳致富户和经济发展较快的村、乡、区。1983年花县新华区、郊区石井区、新滘区的工农业总收入都超过1亿元。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农民收入连年增加。1983年全市农民人平收入445元，农民年末储蓄余额5.2亿元，比上年增加1.2亿元。

农村专业户的发展，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省委书记任仲夷认为，“多种类型专业户的大量出现，不仅迅速改变着农村的面貌，而且有力地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要求社会关心专业户，引导专业户。同时也殷切寄语专业户要在七个方面走在前面：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响应党的号召要走在前面；劳动创业要走在前面；学习和推广新技术要走在前面；改革和加强管理要走在前面；关心集体、热心公益事业要走在前面；对国家作贡献要走在前面；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在前面。[104]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社队企业的迅速发展。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加快发展农业的25项政策和措施之一，列入了全党的工作日程。它使社队企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同时，由于农村经济政策得到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各项农业生产普遍获得丰收，各地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社队企业也顺时应运迅速发展壮大。社队企业的发展，对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提高社员分配水平、为农业机械化积累资金、以及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出口、多创外汇等方面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8年全市社队企业利润7000多万元，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外，还用于支援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创办民校、合作医疗及其他福利事业，并下拨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社队企业发展较好的花县，社队企业总收入达8240多万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比重54%。这一年，花县社队企业为国家提供税金410万元，占全县当年工商总税收27%，占全县农业税收92%。据不完全统计，花县80%的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和80%的农业机械化资金出自社队企业。[105]

1979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提出了鼓励性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根据这一规定，广州市做出了“采取县社联营的形式，组织社队建筑工程公司承担城乡基本建设的任务”，“积极帮助社队企业发展水陆运输”，“利用邻近港澳的有利条件承接来料加工、装配等业务”的决定，建筑业、运输业、“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企业，以及商业、饮食服务业开始发展。

1980年6月2——6日，广州市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提出了“要大办社队企业。在积极抓好种养业的同时，充分利用各地劳力和自然资源，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采矿、小水电、建材、建筑、服务业，以及对外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等。要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扶持山区、老区和困难社队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106]由此，各地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并利用邻近广州和港澳、交通便利、华侨众多的特点，开展“三来一补”业务，也有的社队兴办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如区社联营、社厂联营、农商联营、社队联营、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联营、私人合股联营等，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80年，广州市共有51个公社承接了外商来料加工业务，签订合同181宗，主要涉及服装、玩具、皮革、工艺制品、家具、小五金等，共收入加工费1900万元。1980年，广州社队企业总收入达到5. 8亿元[107]。

1980年6月3日，市革委会批转市经委、市农委、市财贸办公室《关于加强工商、农商经济合同管理工作的报告》，对农村联合办企业作出了新的规定。6月28日，广州市第一个农工商联合企业——国营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成立，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实行“农工商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在坚持以种养为主的同时发展工业和商业，使农工商齐头并进，多种经营一起进行。1981年全系统15个单位，增收的有14个，纯利润比1980年同期增长8倍，摘掉了多年以来国营农场只亏不盈的帽子。1984年，广州市国营农工商联合企业个个盈利，全系统17个核算单位工农业总产值4.63亿元，比上年增加68.6%。[108]

1981年4月21日，《广州日报》报道了郊、县社队企业利用毗邻港澳之便，发展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情况。全市有51个公社承接了外商来料加工业务，1980年签订合同181宗，收入加工费190多万元，为农村安排了12000多人就业。

1981——1983年，是社队企业调整和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队企业试行了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提高了企业生产能力，工业布局也逐步趋向合理，产值逐步提高。1984年，广州农村由区、乡、村、联户和农户5级办的企业总收入达20.58亿元，比上年增长40%。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带动行业相对集中，自然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专业乡(村)，如沙发、五金、建材、塑料、炼铜、竹木加工、服装加工、皮革加工、食品加工等，并出现了集体、联户、个体户一齐上的新局面。此外，“三来一补”合作经营也有发展。据统计，社队企业在1984年同港商签订的“三来一补”合作经营的合同共1432项，比上年增加514项。同省内外合作联营的企业或引进人才及科研成果的项目也不断增加，仅社队企业同外地合作联营的项目就有120个，不少企业由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使产品数量增加，质量提高，打开了销路。[109]社队企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也改变了农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了农民生活。这一时期的调整和发展，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